南宋与高丽的关系深受金影响，高丽两边都不想得罪。根据南宋的实力，南宋与金的关系，高丽一次又一次的转变与南宋的外交态度。
南宋时期高丽与宋朝的关系受到高丽与金朝关系的牵动。直到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后，高丽便与金更加亲近，与南宋基本上只保留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宋金与高丽的三角关系渐趋稳定。
宋高宗即位，建炎元年五月，“虑金人通于高丽，命迪功郎胡蠡假宗正少卿为高丽国信使以间之”。试图离间金丽关系，史料并没有记载此次出使的效果，但从高丽在靖康前后的态度及以后的事实可以推知，高丽并没有积极响应南宋的意图。
迫于金朝的压力，高丽更加疏远宋朝。建炎二年（1128年），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杨应诚假道高丽入金谈判，迎请二圣。三月，以应诚假刑部尚书充大金，高丽国信使。其上司浙东安抚使翟汝文反对派应诚出使，以为“若高丽辞义大国假道以至燕云，二金人却请问津以窥吴越，将何词以对？”并檄明州，不许应诚出海。杨应诚等从杭州“登海舶以往”。
至高丽说明来意，高丽君臣果然如翟汝文所预料的那样予以回绝，其中书侍郎崔琪宰甚至更明白地说“金国虽纳土与之，二圣亦不可得，大国何不练兵与战”。应诚留高丽两月，反复交涉，终无结果。此后高丽又派使入宋解释不能借道的原因，高丽的拒绝对宋朝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上百年来宋朝对高丽优礼有加，赏赠不计其数。高丽和宋朝两国的不信任感日剧，距离也越来越远。1129年11月，高丽向金“奉誓表”，正式向金臣属。
绍兴元年（1131年），高丽得报宋大破金兵，这个消息令高丽国王不安，因为一直节节败退的宋军突然有了起色，金强宋弱的局势似乎有所改观，而高丽此前在外交上采取的离宋亲金的态度，宋朝曾几次求援，都被高丽拒绝。次年（1132年），高丽派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閤门祇沈起入贡，“欲伸归向之勤”，并称“念祖宗以来与宋结好，蒙恩至厚，而再不从命，其如信义？”主动与南宋修好。宋朝对此并不热情，只是“答以温诏遣还”。
由于高丽与宋朝的交往，引起了金的猜忌。高丽西北面兵马使奏金主将率兵3万至东京。引起了高丽的高度戒备，并于同年连续4次使金朝贡。可见高丽的政策是宋和金两边都不得罪。
但是绍兴五年（1135年），宋朝迪功郎吴敦礼出使高丽，擅自提出假道高丽，出兵金朝，使高丽对宋朝的猜疑和隔阂进一步加深。此时正值高丽发生西京之乱，于是礼还，高丽王附表曰：“虽上感大朝字小之意，但理有不便，难以承当。况海洋万里，险不可测，天兵东下，恐非便宜，所下指挥，乞行追寝”。
高丽遣使释疑，而宋廷却“惧其与金人为间”，两国互生猜忌之心，交往逐渐减少，以致最终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以后的24年间，双方仍然保持着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并借由商人互通消息。
1141年11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宋以向金称臣岁贡为代价，换取了宋金停战。高丽也倾向于金朝一方。1142年5月，金朝“遣大府监完颜宗礼、翰林学士填毂赴高丽，正式册封高丽国王。七月高丽始行金皇统年号，命有司告于太庙及上二陵”。高丽对外政策又一次转变，与金建立了宗藩关系，在这个秩序下，高丽也保住了自身的独立地位。
就在宋金交战之时，高丽再一次对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162年“遣宋都纲侯林的等四十三人来。明州牒报云‘宋朝与金举兵相战，至今年春大捷……’”。毅宗虽然认为此举是炫耀宋朝国威，但是高丽对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些变化。1162年6月，“高丽通过宋商徐德荣诣宋明州言，本国欲贺使”，但是南宋对高丽仍然有很大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