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公元前578年-前500年）是春秋后期重要的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则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家。晏子和孔子之间虽然有二十多岁的年龄差，但他们的确曾经同时活跃在齐鲁两国的舞台上。
其实，当晏子遇上孔子，即使他们什么话也不说，那场面也万分精彩，十足雷人。据《史记》记载，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个身高约合现在的一米九多，而晏子“长不满六尺”，最多也就一米四的样子，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肯定会让观者感叹造物之神奇，世界之多元。
晏子和孔子第一次碰面应该是在公元前521年。
当时，身为齐国丞相的晏子陪同齐景公一起到鲁国访问，孔子作为鲁昭公的重臣出席了这次元首会面。其间，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国小处辟”的秦穆公能够称霸的原因，孔子的回答是“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晏子应该认可孔子的说法，否则善辩的他不会放过这一向外国君臣展示口才的机会。不知道齐国君臣和鲁国君臣在见面时会不会像现在的元首会面一样礼节性地拥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晏子和孔子之间的拥抱绝对有上《纽约时报》头条的新闻价值。
五年之后，鲁国大乱，孔子到齐国去当了高昭子的家臣，期待着以此作为跳板来与齐景公交往，从而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齐景公对孔子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兴趣，曾经两次向他问政。第一次孔子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番话，第二次孔子提出了“政在节财”的理论，齐景公听了都非常高兴，就打算给孔子以封赏，这时，晏子说话了。
晏子的口才果然不同一般，一口气指出了孔子的四个“不可”：一是“滑稽而不可规法”；二是“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三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四是“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这四条虽然并非句句真理，但大多言之成理。
在这四个“不可”之后，晏子还着重批评了孔子的“礼”，他说如果这样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花上一年的时间也学不完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学上一辈子也搞不清楚其中的那些所谓学问。用这一套理论来改造齐国的习俗，引导齐国的百姓，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最后，齐景公认可了晏子的说法，就对孔子只是以厚礼相待而不加以册封，会见孔子时只表示尊敬而不向他请教，孔子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又一次碰了壁，只好找个合适的机会返回了鲁国。
孔子和晏子的第三次见面不但充满火药味，而且弥漫着血腥之气。这次见面时间应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五十出头，到了知天命之年，而晏子已经年近耄耋，垂垂老矣。会面的地点是在齐国王宫的大殿之上。
当时，孔子是作为鲁国大使光临齐国的，同时在鲁国担任着要职，而且取得了煌煌政绩，所以派头自然和上次来齐国避难不可同日而语。齐景公对此时的孔子尊敬有加，更加信服，结果孔子的一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就让“为戏而前”的“优倡侏儒”被“有司加法”而“手足异处”了。我们不能妄自揣测圣人之心，断定孔子此举有针对晏子（别忘了晏宰相也是个侏儒）的意思，但晏子确实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不知是自然死亡，还是被孔子气死的。
晏子死后，孔子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说：“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还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之“平”是晏子的谥号）
孔子虽然整体上高度评价了晏子，但在评论晏子的某些具体行政作为时却毫不留情。
话说晏子有一年冬天经过一条河，发现老百姓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赤脚涉水过河，于是用自己的车将等待过河的老百姓一一载了过去。老百姓对晏子这种爱民如子的做法自是感激涕零，并且口口相传、大为赞颂，晏子在齐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变得更加高大。第二年，晏子又经过那条河，过河的情景一如一年之前，晏子的作为和老百姓的反应也一如一年之前。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个行为却为晏子赚得了成倍增长的拥护和爱戴。
这时，孔子站出来发表评论了，他指出晏子第一次的行为是可贵的，第二次就是沽名钓誉、愚弄百姓了。因为孔子认为，作为齐国的宰相，一年之后晏子应该已经在那条河上修好了一座桥，让老百姓可以平安通过，并且再也不去想是谁的恩德，而晏子的这种重复的小善举不过是妇人之仁，小恩小惠，对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于事无补，只是为他自己赢得了作为宰相个人不应该再获得的名利。
孔子是个圣人，晏子是位名相，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相处却总是不那么融洽，这大概只能用那句话来解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