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侵华日军的暴行，现代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惨烈的十四年抗战战场上，日本侵略者那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但事实上，在距离“九一八事变”三十六年前，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当时标榜着“文明进步”的日本，早已在战场上暴露出了凶残到禽兽的面目。
比如在甲午战争的“前奏”：1894年7月25日的中日丰岛海战上，不宣而战的日军，就上演了极度残忍的一幕：他们不但枉顾国际公法，悍然炮击第三国（英国）商船高升号，用扫射落水的中国士兵，导致1000多名中国士兵葬身海底。被俘的清军“操江号”士兵，也遭到了日军的羞辱——这83名清军水兵，被押送到日本佐世保，然后就被强迫游街示众：“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
而且，放在整个甲午战争里，“操江号”上的这些清军战俘，堪称“待遇”最好的一批。后来被俘的清军士兵，遭遇一个比一个悲惨。比如平壤战役后被俘的清军，就有47人在战斗结束后被斩杀，25人因伤重而死。幸运活下来的士兵，处境也十分悲惨：他们都是双手被捆，连头发都用绳子绑起来，每人每天只发一个小饭团和丁点臭水，吃东西的时候要跪下来像狗一样趴着吃。简直极尽羞辱。
而在他们被押上船送去日本时，海路上的颠沛，更是说不尽的苦：所有的清军战俘，都被塞进狭小的船舱里，吃饭便溺都在一处，每个船舱都臭气熏天到呕吐，以至于许多战俘在路上就染病身亡。被押到日本后，他们的待遇稍稍“改善”一天，也不过是“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处境十分艰辛。整个甲午战争里，被日军俘虏的清军俘虏（除去战场上被俘遇害和押送途中遇难的），总计1790人，日军放回了其中的1544人，剩下的那些哪去了？日本没有解释，但今天的日本各地，都有甲午战争留下的清军战俘墓。这些客死他乡的军人，曾被长久遗忘，却在今天，刺痛多少国人的心。
而比起这凶残的虐俘来，日军更令人发指的暴行，当属在中国土地上的烧杀抢掠，最为震惊世界的一桩事，就是“旅顺屠城”：1894年11月22日，攻克旅顺的日军，随即在全城展开了大，整整四天里，旅顺全城两万多名平民遇害，只有八百多人逃生。
虽然这桩惨案，当时的日军极力掩盖，晚清政府这边，也是常见无视。但是许多亲眼目睹此事件的西方记者，依然以详尽的笔墨，记录下了当时日军的凶残表现：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里尔曼证实，进入旅顺城的日军，立刻自发展开了杀人竞赛，只要遇到中国平民，不管对方是逃跑还是抵抗，立刻用各种办法虐杀。有人“被排枪击碎”，有人“头被砍了下来”，有人甚至“被斩成了两段”，日军则是嘻嘻哈哈，边杀边向死尸上吐口水……而同样亲历旅顺屠城的英国海员艾伦，更描述了日本士兵天良丧尽的表现：他们连婴儿都不放过，两岁的小孩被他们挑在刺刀上取乐，拼命保护孩子的母亲，更被他们“剁成碎块”。几乎每一个店铺里，都铺满了“一地的死尸”，几乎每个尸体的头都被剁下，然后每个人头都被扎在店铺门口的木栅尖上。还有两个月大的婴儿，被大钉子钉在柜台边上……
此情此景，正如美国一家报纸的怒喝：“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
那么，如此暴行，当时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愤怒呢？这个事情，却同样让人齿冷：虽然许多有良知的西方记者，愤怒揭发了战场上的日本暴行。可老谋深算的日本政府，早就做足了“媒体公关”。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名记豪斯，就接受日本重金聘请，做了日本的“国家宣传总指挥”，在他的卖力包装下，自从甲午战争开打，凶残成性的日本，就成了“文明”的象征。至于声名显赫的英国《泰晤士报》，以日本文献的记录，几乎每发一次新闻，都要从日本方面，收取六百多英镑的好处。于是，虽然许多西方记者，以个人身份努力揭发日军暴行。但决定脑袋的西方媒体，还是卖力给日本洗地。特别是“旅顺屠城”后，日本政府迅速危机公关，把清军战俘拉出来“摆拍”，摆出“清军士兵受优待”的样子，这拙劣演技，就被西方各大媒体大书特书，再度打造了日本“文明”的形象。
于是，那些关于甲午战争中日军暴行的记载，就在西方媒体带着有色眼镜的宣传攻势下，全被刻意的“屏蔽”。这颠倒黑白的宣传，枉顾事实的拙劣表演，参考接下来的历史看，无论是凶残成性的日本侵略者，还是那些“帮凶”，他们的套路，真心没变。
参考资料：陈悦《家国何处：寻找甲午大清战俘》、晚清陈卿美《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战俘都去了哪里》、周汉青《揭开日本对华战黑幕：甲午战争曾致中国惨败》、周溯源《甲午战争中西方人士目睹的日军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