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
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事实上，对和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
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家”。
和珅
仅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急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沟通技巧外，和珅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
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
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备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
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说，只要是赚钱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
他看中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
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两白银，他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两。
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 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