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滨，美国文博大学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今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会两院演讲。45分钟里，安倍以不甚流畅的英语，逐字逐句宣读讲稿。从早年留美，到以首相身份受到的种种款待;从美日二战不共戴天，到战后的“心灵”之交，安倍精心准备的演讲，勾画出一幅美日亲善、地久天长的美丽画面。说到对二战期间死去的“所有美国亡魂”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哀悼”之时，安倍似有真情流露，两院议员则起立鼓掌，对这位首次在美国国会两院演讲的日本首相所予以的敬意，在美国国会史上极为罕见。
安倍玩“二人转”
然而华丽的演讲辞藻的背后，安倍对二战的“反省”不仅避重就轻，舍近求远，更刻意掩盖和曲解日本的侵略历史。演讲中，安倍提到两位使他引以为自豪的日本人的名字。一位是他的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1957-1960)，另一位是1945年硫磺岛之战日军总指挥、帝国陆军大将栗林忠道。
作为日本第57界首相的岸信介，1957年6月曾受邀在美国国会演讲，安倍对此深感“荣幸”。然而安倍有意忽略的是，同一个岸信介，也是不折不扣的战犯。早在三十年代初，岸信介就与日本战时最后一任首相东条英机成为至交，并担任“满洲国”工业部长，是掠夺中国资源、压榨中国劳工的罪魁祸首之一。从1941年直至日本战败，岸信介在战时内阁中担任军备大臣(Minister of Munition)，双手沾满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无数死难者的鲜血。美军占领期间，岸信介曾被美军以“甲级战犯嫌疑”的罪名被捕。1947年，美军基于冷战的需要，开始在日本扶持右翼，岸信介于1948年12月被释放出狱，此后再未受到起诉，且官运亨通，直至担任首相。在任期间，保守色彩极强的岸信介在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强化对台关系，反对改善对华关系。作为岸信介外孙的安倍，显然继承了祖辈的基因，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陆军大将栗林忠道，安倍似乎更为崇敬。为此，安倍在演讲中提醒听众，栗林忠道的外孙、现任日本议员新藤义孝就在听众席就坐，还说“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他(栗林忠道)的勇气。” 在日本军事史上，栗林忠道以能文能武著称：二十年代初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获得天皇御赐军刀。1928年后出任日本驻美武官，1945年硫磺岛之战，栗林忠道以全新的防御战法，使登岛美军遭受巨大伤亡(美军6,821人亡, 19,200人伤)，这是美军在对日岛屿争夺战中唯一一次伤亡超过日军的战役。美军原本计划5天攻下硫磺岛，结果花了36天才完成。栗林忠道本人战死，但在1967年被追授一等旭日大勋章，并为美国战史研究者予以高度评价。
安倍在国会演讲中抬出栗林忠道，不仅迎合了美国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对日本武士传统的迷恋和崇敬之心，也以此抹平了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之间的界限，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栗林忠道的“勇气”，不仅表现在他在硫磺岛之战中所表现的“玉碎”精神，其职业生涯中也包括对华侵略战争中对平民和战俘的暴行。1941年9月，栗林所任参谋长的日本陆军第23师团参加了进攻英属殖民地香港的战役。经过18天战斗，迫使英军投降，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日军对英军战俘、伤员和平民的肆意虐杀和。其中包括以刺刀挑杀香港圣斯蒂芬学院(St. Stephen’s College)里近百名英国伤病员，而英籍和中国女性医护人员多被奸杀。不仅如此，日军在整个香港的暴行累累，据加拿大学者查尔斯·罗兰(Charles Roland)的考证，仅仅据不完全的统计，日军在香港就了上万名女性，而这很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可以说，如果栗林忠道不是战死，就以日军在香港的暴行，也逃脱不了东京审判，在硫磺岛死伤惨重的美军会更不会善待栗林。
日本式“反省”：选择性遗忘
安倍对美国二战亡灵“深深忏悔(deep repentance)”的同时，对大日本帝国加害最为深重的亚洲人民却是惜字如金，一笔带过(仅仅说“我们的行为使亚洲国家的人们饱经苦难”)，既不具体，亦无诚意，更不道歉，只是笼统地表示“支持历任首相在这方面所表达的观点”。殊不知，历届日本首相对日本战争行为的表述多为淡化甚至美化，罕有真诚悔过之君。不知安倍继承的是哪位首相的何种观点。
在问题上，安倍也是大而化之，泛泛谈及“武装冲突使女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人们无法得知的是，安倍所言之女性，是否包括在日本本土那些为从军的男性们料理家务、制造武器和加入各种准军事组织的日本女性?而这些日本女性与其说是受害者，不如说是日军在他国胡作非为的帮凶!美国学者盖瑞(Sheldon Garon)曾研究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社会，发现包括传统上属于左派的日本社会团体——如作家团体、教师团体和女性团体——都全力投入了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刚刚出版的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的《草根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众的战时经历》(英文版)一书，更为详细的记述了普通日本人是如何为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和侵略政策义无反顾、尽心尽力。战时日本民众对军国-法西斯主义的盲从，与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政权的顶礼膜拜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对于后者，美国学者戈登海格在其1996年的《希特勒的死心塌地的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大》一书中有详细描述。国人后来的所谓“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之说，其实是中方的一厢情愿，至少这是一个应进一步探讨的议题。如今，日本已经举国右倾，被彻底的战后几代日本人，已成为安倍等右翼精英摆脱战后体制的强大社会基础，对此，安倍此次访美的日方随行人员中，不时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如今，要日本为加害亚洲人民中最为“轻微”的问题道歉都办不到，要日本就、731细菌战、重庆大轰炸、以及日本侵华14年中造成的3500万人伤亡的暴行认罪，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日本历史观的错乱，既非始于今日，也不是右翼的专利，而是一个渐进和全方位的过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历史观的迷失和混乱就已经无可救药，这甚至包括一些左翼和所谓和平主义者。与此同时，日本官方也不断以各种方式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言外之意是，日本作为一个受宪法制约而不能对外使用武力的“和平主义”国家是不正常的。笔者的这一结论，是基于九十年代二战结束50周年前后对两位日本人言行的观察(见后《两个日本人和“二战纪念之终结”论],”《外交观察》网站，2014年1月15日，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554)。
对与安倍美国之行中对日本侵略史的敷衍和粉饰，美国一个二战老兵组织的代表简·汤普森借用安倍演讲中 “历史无情(History is harsh)” 一句话告诫说：“对那些否认历史的人，历史最终会更为无情 (History is ultimately harsher to those that deny it)”。
两个日本人和“二战纪念之终结”论
八年前二战结束60周年时，日本还是小泉时期，中国就有网民把小泉列为“最想揍的人”。姑且不谈网民的义愤是否理性，但右翼在日本泛滥成灾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为《亚洲时报》英文版撰文，预言东亚此后不会再有真正意义的二战纪念(中文版见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554)。如今小泉安倍当政，日本右翼已经翻天，政客参拜如过江之鲤，“自卫队”已成国防军，抛弃“和平宪法”这块遮羞布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中韩关闭对日首脑外交大门，各方都在备战，笔者当年的担忧和预测如今不幸言中。东亚幸许不会马上陷入战火，但和平已渐行渐远。
然而真正使笔者感到震撼的，欲是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偶遇”的日本和尚行宗世森(Gyoshu Sasamori)和自卫队海军少将久间太田(Fumio Ota)，他们使我在以后10年里(1995-2005)更为关注这个似亚非亚、亦西亦东、能文善武的国度，尤其是它在近代经历的在战与和、生与死之间不同寻常的机械性和排他性的历史“选择”，而它每次“改弦更张”都会有改天换地的效果。
1995年，笔者当时正在夏威夷檀香山市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做访问学者。“8.15”二战结束50周年当天，一份本地报纸用大半个版面，详细报道了日本著名和平运动宗教领袖行宗世森和尚发起的“废墟与光明——从奥茨威辛到广岛、为和平与生命之跨宗教圣旅”的火炬接力。行宗和尚的火炬接力历时8个月，行程16,000公里，穿越18个国家：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匈牙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日本，唯独没有遭受日军暴虐最为深重的中国，也没有被日本殖民半个世纪的半岛和中国。行宗的“行踪”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把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纳粹“最终解决”犹太人的大，与受到美国轰炸的广岛相提并论;并在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1995年，用整整8个月的时间，日复一日地提醒世人，是谁在半个世纪前把奥斯维辛和广岛变成了人间地狱，是谁把无辜的受害者化为灰烬。行宗的逻辑无非是：犹太人和日本人是二战的受害者，而纳粹和美国则是加害者。
然而行宗有意无意“省略”的，恰恰是日本遭受核报复的真正原因，即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亚洲国家无休止的征战，最终与西方列强碰撞，引发了4年的太平洋战争。而每次战争的升级和扩大，都由日本挑起，从1931年的9/18，1937年的卢沟桥和，到1941年的珍珠港。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杀戮无度，受害者是广岛长崎伤亡人数的数百倍(广岛和长崎的因核爆而直接死亡人数各为8万左右)。而这一切，在行宗和尚精心安排的火炬接力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难怪日本绝大多数民众如今只知广岛长崎，却不知为何如此。此前我一直认为，像行宗和尚这样的知名和平主义大师，至少应该不同于肆意阉割历史、漂白罪行是日本右翼;如今日本“和平人士”也如此奸虐历史，颠倒逻辑，是我始料不及的。比之日本右翼赤裸裸的宣传，此类打着和平旗号的日本人士的历史观更有欺骗性，更为荒唐，也更为危险。
日本佛门人士对历史的解释如此离谱，那么真正掌权的日本人又会如何看待那段连日本和尚都刻意绕过的历史呢?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似乎找到了答案。1996年9月在斯坦福大学一个有关东亚安全的会议上，日本驻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久间太田(Fumio Ota)出席，成为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因为他在会议期间总是身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白色军服，加上耀眼的军衔和各类荣誉标志，十分扎眼。与会者中不乏现役的美军和韩界人士, 如韩国驻美武官金善圭(Kim Seon-Kyu)少将，但都身着便服，不刻意张扬自己的军方背景，这也是各类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约定俗成的惯例。会上久间太田将军寡言少语，但会下是大忙人。每次休会，久间太田都提着衣袋匆匆离场，在洗手间换上便装，再和其他与会者一起茶歇或用餐;完后再换回军服，回到会场。几天会议下来，久间太田将军犹如走台模特一般，不厌其烦地更换服装，但又十分“敬业”，不放过任何表现白色军服魅力的场合。
对于久间太田少将如此关注服饰的行为，我在会上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发问(当然也是表达观点)：“久间太田将军如此戎装出场，是个人的选择还是日本政府的旨意?是不是要世界其他国家‘适应’日本自卫队的存在?” 久间太田犹豫片刻回答说，这是他个人的决定。久间太田回答时很不自在，也许知道自己在撒谎。因为从90年代起，自卫队“走出国门”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目标，只是苦于没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对普通的学术会议也抓住不放，让自卫队官员不失时机地频频亮相。几年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本来跟亚洲的日本没有关系，自卫队也非要给美舰加油送水;无非是先“打下手”，最终实现与美军“并肩作战”，平起平坐。
两位日本人，一个和尚，一个军人;一个自称和平主义者，一位是政府雇员。一个要世人忘记那段历史，一个要人们习惯一个面向未来、有军事色彩或“正常”的日本。他们各自在日本国内不同的标签，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但对饱受日军的东亚(他们当中包括我的父辈)，行宗的历史观和久间太田的军服秀，实际上已经预示日本以“回到过去”的方式奔向未来。也许好莱坞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对日本的走向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此后10年里，日本加大力度修改教科书，不断扩展其《防务大纲》的覆盖范围，在否认侵略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时，东亚的各种纪念活动其实已经是各说各话了。如今，不管是昙花一现的党，还是卷土重来的自民党，无论要恢复昔日的“光荣”，还是追求未来的“梦想”，都必须冲淡、绕过、摆脱或最终抛弃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反常”的和平主义。
其实八年前撰写《二战纪念之终结》一文时，我对行宗和尚和久间太田将军还是非常折服的。无论如何，两位日本精英人士对自己肩负的使命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达目的，不惜手段，大和民族的种种秉性，被二人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两面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萝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年在她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中写道：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又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两面性，然而像日本文化中二者差距如此之大、国民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追求又如此执着、热情、甚至执迷不悟，在世界文明中实为罕见。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文化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也把日本推上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它使日本成为表面上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但其民族之魂仍是中世纪的武士精神;它有令人赞叹高科技和高雅的茶道花道，也产出了诸如切腹、、百人斩、神风特攻队、731细菌战部队等等凌虐人性和残害生灵的的暴虐行径。进入21世纪，日本的汽车、家电、动漫、寿司甚至AV早已征服世界，但日本精英们的嗜好已经转向《永远的零》，涂有731编号的军机，遍布南洋的日军遗骨……。这样一个民族可敬、可叹，也很可怕。
有时我会问，中日交流数千年，日本从中国传承了无数文化元素，为何没有学到儒学的中庸之道和道教的无为而无不为?为何日本在近代坏事好事都要做绝?为何日本必须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进行零和式的抉择?难道仅仅可以与别国使用武力就可以成为“正常国家”吗?
日本特有的神道，也许有助于解析日本的国家行为。神道作为日本的国教，并不具有任何善恶、好坏、对错的道德成分。神道的教义中更多的是体现了某种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人与社会环境的无休止的“净化”过程。神道的这种“价值中立”，也许是它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于遍布世界的教、伊斯兰教、和世俗的孔教，日本本土以外鲜有神社，除了在日本侨民集中的巴西和夏威夷，以及殖民时期的和以外。可以说，日本几乎出口所有商品，唯独宗教例外。
日本神道中的这种“无德无道”的内核，还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军人战时对他国人民和战俘的杀戮无度的行为、以及战后的集体健忘症。在这个意义上，广岛和长崎与其说是日本和平主义的象征和保证，还不如说是日本近代反文明反理性的耻辱柱。由于行宗世森之流的偷梁换柱和欺世惑众，其存在已经使绝大多数日本人忘记了日本作为战争始作俑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俨然以受害者的身份招摇过市。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2013年8月6日在广岛纪念仪式上，痛斥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虚伪和无耻，足以唤醒仍然对日本抱有期待和善意的人们。
也是由于神道“价值中立”的原因，日本的国家行为中缺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我约束的道德根基，却带有很大的模仿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对此，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的《菊花与刀》一书的结尾处对日本有如下预测：
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将在一个组成武装阵营的世界上寻找其位置。
眼下日本人把军国主义视为己熄灭的光。他们将拭目以待，看他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是否也已熄灭。倘若没有，日本恐怕会重新燃起其好战的热情，并表明日本将能够大显身手。……
近代以前，日本摄于中国的软硬实力而不敢在东亚轻举妄动;欧洲列强称霸后日本脱亚入欧，视侵略和伤害为天经地义;二战后美国崛起成为超强，日本又脱亚入美，间接支持几乎美国所有的对外用兵。日本从美国的海外战争中，尤其是朝战和越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日本特殊的思维方式却得出另一种结论。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美国也没有资格批评日本二战期间的政策，看看美国在越南、伊拉克杀死多少无辜?! 如此为日本的二战暴行开脱，我无语了。但在《二战纪念日之终结》一文中，我反问道：
即使日本迷恋西方化， 抛弃自己的亚洲身份，日本还得具体决定到底要加入哪一个“西方”：是欧洲国家更世俗化、自由化、更具和平主义那种西方，还是像美国那样更保守、宗教色彩更浓厚、且动辄诉诸武力的西方?
人们还要问，近代以来的日本为何总是将国际关系中最野蛮的行为视为楷模?为何不向更为文明的行为看齐?不错，国际社会仍然通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35年前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制，“与狼共舞”，但并不必非要变成“狼”。国际“丛林”中不仅有“狼”，也有无数“食草”族，况且“狼”也可变成无害的“犬”。如今中国已经使数亿人脱贫，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一切，既不通过殖民扩张，也未对外频频用兵;既未结盟，也没有把军力遍布世界，更没有驻军日本。这样一个中国，为何日本如此敌视?!是不是中国真正的和平主义反衬了日本虚伪表象? !退一万步，既便美国战后有错，但并不等于日本当年就对了;何况美国并没有教唆日本去南京屠城，更不会“邀请”山本五十六的特遣舰队去轰炸珍珠港。这些都是日本自己的决定，日本对此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面对白纸黑字、如山铁证，日本武士一直引以为豪的廉耻感和责任心又当何在!?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经做出选择，决心抛弃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拥抱那个久违的、诱人的、68年前放弃的“正常”日本。而日本一旦做出这一“零和”式的抉择，便很难改弦更张。
二战结束70周年在即，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