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学研究网·中华典艺网·诗栏目编辑部【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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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流离两川：雄浑悲壮
公元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托，携家再度漂泊，由成都南下，流离于西川、东川。这一时期，是安史之乱的平定时期，但社会仍然动荡不安，杜甫这一阶段的诗歌，大多都是反映社会实事，用近体诗来写。而第二(长安十年)、三(辗转兵燹)阶段的反映现实类诗，是用古体诗来写。古体诗与近体诗写作有不同的好处：古体诗，表达更自由，无平仄限制，无字数限制，更能精细描述事件;近体诗，凝练性强，更能营造意境。下面就这一时期的一首近体诗进行赏析：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分为“旅夜”与“抒怀”两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既写景又抒情，并且又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表达了诗人内心深重的悲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此句是写近景：徐徐微风，吹着江岸上的细草，夜晚的江面上，一只有着高高桅杆的小船，独自漂泊着。首联呼应诗题“旅夜”，点出时间、地点、环境。通过运用“细草”、“微风”、“危樯”、“独舟”等意象，营造了一个孤独苍凉的意境，让人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哀伤。杜甫此时已经54岁了，早已步入晚年，却仍然漂泊无依，卑微得如同细小的微草，孤独得如同静夜的独舟。此句借景抒情，在景物的描写中融入了诗人无比的悲壮之情。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此句写的是远景：繁星低垂，仿佛要落入地面，平野广阔而辽远;月影投入江中，随着滚滚东逝的江水涌动。“垂”与“涌”用得极妙，正是明星低垂才能显出平野的辽阔，而也正是在辽阔的平野上，才能看见“星垂”之景;月亮在大江里涌动，才能看出江水的流动，也正是江水的流动才能看到“月涌”，此二句以细腻的手法写出了宏达之物，将星月精神描摩得毕肖，《四溟诗话》也曾评价说：“句法森严，‘涌’字尤奇”。这一联营造了一个开阔雄浑的意境，乍读来可能会认为诗人此时的心境是开阔倘然的，但其实，此联运用了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如此广阔的景象正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凉，这也是诗歌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此联所描绘的灿烂的繁星、辽阔的平野、涌动的大江，与上联的微弱的细草、飘零的孤舟形成对比，烘托出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形象，表达了诗人凄凉哀伤的心情。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名声岂能是因为文章而著名呢，官职应该是因为老、病而被罢免。杜甫一生的理想都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渴望进入朝政，作一番事业，而如今出名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而不是上的有所作为，由此反映了诗人理想的失意。“岂”字，可看出诗人内心愤愤不平、无奈、失落之感。但此句也有些自豪之意，虽然不是由于，但毕竟也是出名了，杜甫对自己的文采还是颇为自得，一向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接下来说到，做官被贬是因为人年老而病衰，此句为自解之语，自我嘲解，诗人是因论事见弃，而被贬本应该是因为年老多病，诗人说“应”，但其实自己却不“应”，可见其愤慨与落寞，也是在对黑暗昏庸的当权者进行讽刺。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曾评价此句说：“胸怀经济，故云名岂以文章而著;官以论事罢，而云老病应休。立言之妙如此。”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如此的漂泊零离就像什么呢?就像在天地间孤零零的一只沙鸥。诗人以沙鸥自况，表达了对自我的感伤。在静夜的孤舟之上，大江浩浩汤汤向东流去，远处的平野辽阔无边，诗人深感自己的弱小孤寂，联想到了在苍茫而辽阔的天地间，翱翔的，孤独的，一只沙鸥。感伤之情跃然纸上，诗人晚年飘零、孤独、寂寥的形象，就此铸成。
纵观全诗，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正如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所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即使是乐景，也抒发了诗人漂泊寂寞、孤苦无依的哀情。
《瀛奎律髓汇评》中，引纪昀评论此诗说：“通首神完气足，气象万千，可当雄浑之品。”此诗意象宏大，意境雄浑，诗人的飘零孤独之感深沉浑厚。正体现了杜甫在流离两川时期，诗歌雄浑悲壮的特点。
七、羁留夔州：沉郁顿挫
约公元766年，杜甫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得到夔州都督柏茂林的帮助，与家人暂且在夔州安住，但生活依旧贫困。公元761-766年，好友李白、高适、严武相继去世，杜甫悲痛不已，并且此时的杜甫已经55岁左右，年龄已经很老了，又疾病缠身，于是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朝廷做官，无法参与国家大事，便将全部的精力用于写诗，他这一时期的诗歌风格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特点。杜甫一共在夔州羁留了两年半的时间，这期间他创作的诗作数量共计四百三十多首，达到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可谓创作。也产生了大量名作，下面就其中一首进行赏析：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通过刻画秋天苍凉的景色、氛围，表达了自己年老多病、孤独无依、漂泊异乡的悲哀。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秋日天高气清，而夔州这个地方多大风，并且两岸有猿鸣啼叫不止，“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正所谓“猿鸣三声泪沾裳”(郦道元《三峡》)，诗人在这里写出了夔州的特点。这是诗人登高眺望所见，接下来诗人俯视河流，只见河水清澈，沙洲石白，有鸟儿在上空盘旋。首联属于细致地写景，像工笔画一般，声、色、形、态全都描绘出来，可谓精美。更重要的是，首联二句，不仅上下两句对，而且还有句中互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猿”对“鸟”、“啸”对“飞”，音韵和谐，富有节奏感，可见杜甫晚年作诗之高境。《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蒋一葵说：“虽起联而句中各自对，老杜中联亦多用此法。”本是中联才用的句中互对的手法，杜甫在此诗的首联中就使用，可见此诗的不一般。值的注意的还有，为对句的首联末字常用仄声，此句却用平声，沈德潜称赞其：“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山中的落叶随着大风，萧萧落下，无边无际，浩荡的长江滚滚向东，奔腾不息。此联的上句承接首联起句，同样是写山林，此联的下句承接首联对句，同样是写江河，语意相联，结构紧密。并且此联也是上下句相对，“无边”对“不尽”、“萧萧”对“滚滚”，气势庞大。此类是宏大地写景，好比写意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秋天悲凉的气氛被渲染而出，与首联不同。而且此联两句采用了两个叠字，将内心的沉郁悲壮呼啸而出，有“万钧之气”(施补华《岘佣说诗》)。而落木无边、长江滚滚，又让人联想到了诗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此联两句历来为人称道，《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吴山民赞其：“势若大海奔涛，四叠字振起之。”，《唐诗广选》更有“杨诚斋曰：全以‘萧萧’‘滚滚’唤起精神，见得连绵，不是装凑赘语。刘会孟曰：三、四句自雄畅，结复郑重。”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此诗前四句，句句写秋景，而到了此句，“秋”字才直接指明。前四句主要是写景，由此句开始转入抒情，抒发登高所生的感慨。诗人离家万里，坐客异乡已多年，面对这无边的秋景，感慨万千，这抒发的是羁旅愁思。下句的“百年”，在此指的是老年之意，诗人年老气衰，又疾病缠身，独自登上高台，因此心中思绪万千，眼前景与心中情联系在一起，这抒发的是孤老多病之悲。并且此联的“万里”、“百年”与上联的“无边”、“不尽”相对应，有互相呼应的作用，诗人的忧愁、孤独，如同落木、长江一样无边无尽，驱赶不绝。这两句词意精炼，含意极为丰富，叙述自己远离故乡，长期漂泊，而暮年多病，举目无亲，秋季独自登高，不禁满怀愁绪。正如《鹤林玉露》中所评价的那样：“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经历了艰难苦恨，两鬓白发增多，整个人颓唐潦倒，偏又新近将酒给戒了，诗人悲哀落寞的情感可想而知。尾联不仅两句相对，也与上一联相呼应，“艰难苦恨”是因为“常作客”，“潦倒”戒酒是由于“百年多病”，登高为重阳节的习俗，重阳节本是亲朋好友相聚之时，诗人却独在他乡，让人想起了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杜甫的情感却不止思乡那么简单，重阳节有饮酒的习俗，可是诗人因为生病把这唯一的乐趣都剥夺了，并不是贪酒，而是叹愁，愁自己年老病衰、孤独无依，“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诗薮》)。
纵观全诗，句句结对，感情沉郁深厚。胡应麟《诗薮》中有一段对此诗的评价，用来作结语甚好：“老杜‘风急天高’乃唐七言律诗第一首。......‘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如海底珊瑚，瘦劲难明，深沉莫测，而力量万钧。通首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说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凭此诗云：‘一篇之内，句句皆律，一句之内，字字皆律’;亦有识者。”
八、落魄荆湘
公元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于是乘舟出峡，但时局动荡，他只能无奈在湖南、湖北一带漂泊，一直住在行船上，孤苦零离。我们可以通过对杜甫漂泊路线的简述，来看这个五十多岁的高龄老人在晚年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乘舟出峡→江陵→公安→岳阳→长沙→衡阳→长沙→衡阳→耒阳→郴州→潭州→岳阳，真可谓颠沛流离。最后，公元770年，在前往岳阳的行船上，一代“诗圣”贫病而卒，时年五十九岁。
元稹为杜甫写过墓志铭：“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叶嘉莹先生也曾赞美杜甫是“集大成的天才”，杨振宁先生还赞美杜甫是“有伟大创造的天才”，这些都是对于杜甫诗作的评价，我们由此可见杜甫文章对后世影响之大。然而，杜甫，他让我们崇敬的不仅是他的文章，更是他那崇高的品格，王国维曾说：“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无高尚伟大之人格，亦无高尚伟大之文章。”他那如马一般的驯良忠诚，那忧国忧民的儒家大仁，那永不磨灭的爱国热情，他的诗是“诗史”，是时代的见证，更是品德的象征，杜甫，不愧为伟大的、永远的“诗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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