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
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曾巩散文主要有三类：人事杂记类、工程营造类、寺院记和学记类。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
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是曲折谨严。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
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
一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是质朴尚议。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
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
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是理性冷静。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
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
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