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姚河塬遗址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人始祖名稷，居戎狄之间，与尧、舜同时，舜封之于邰。稷三传至公刘，“复修后稷之业， 务耕种， 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又八传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古公有三子曰太伯、虞仲、季历。季历娶太任，生子昌。古公喜昌，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亡如荆蛮，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谓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西伯曾被纣囚羑里，向纣献洛西之地，断虞芮之讼，“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势力强大之后，又伐犬戎、伐密须、败耆、伐邘、伐崇侯虎，作丰邑，自岐下徏都丰。文王崩，武王立，迁都镐，伐商灭纣，建立西周王朝，实现商、周更替，将历史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巩固新兴的西周政权，武王、成王实行分封制度。《史记·周本纪》中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 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除先圣王和重要功臣谋士，尚有兄侄、姻亲及其他有关系者。《国语·郑语》中记载，周幽王时，史伯对郑桓公言：“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史学家杨宽先生引《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认为“据此可知，西周开国年间采用分封列国的措施， 用来统治整个‘天下’，所分封的大小国家多达一千以上”，“根据所有历史文献和金文(铜器铭文)，西周可考的列国和部族共有一百七十多个”[1]。西周或东周时期分封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大的诸侯封国，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许多都已得到确认，如东方的齐、鲁、滕、薛、莒、锺离，北方的燕、卫、晋、黎、芮，南方的曾、鄂、楚、蜀、巴、邓，东南的吴、越、徐、舒、黄等。但细加分析即可看出，这些封国大多分布于被周征服的原商王朝控制的核心地区，或者是周人向东、向南新开拓的地域，而周人起家的周原一带尤其是其西和西北方向则甚少发现。这究竟是文献记载欠缺， 抑或是周人本对这块地方注意不够、用力不够，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十分可喜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研究员的邀请，使我们有机会实地考察了姚河塬遗址，留下了深刻印象，看到了其真实场景。

彭阳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六盘山东麓，西连固原市原州区，东、南、北环临甘肃省镇原县、平凉市、环县等市县，东南距陕西以岐山、扶风为中心的周原近200公里，西南距甘肃省清水县约120公里。2017年11月30日下午约一点半钟，陕西省考古院派车送在周原考古工地参观的我和刘绪、王占奎去彭阳县。一路上，我透过车窗往外看，一会儿是平原，一会儿是丘陵，一会儿是浅山，一会儿是河流……沟沟坎坎、小河山涧，因逢冬季，景色虽然平淡，但地形却变化多端。尽管有些困意，但我不忍心放弃这难得的景色，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考古人的习惯。约4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受到考古队队长马强等人的热情欢迎。第二天是12月1日，马强队长带我们到期待已久的姚河塬遗址发掘现场。姚河塬是由红河支流李儿河、小河、大河等几条河流冲刷形成的塬地，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遗址位于塬地的东部，约占塬地的三分之一，面积60万平方米左右，北以李儿河南岸塬地的断崖为界，南抵小河北岸的塬地断崖，西以南北向冲沟为界，东到塬地尽头的断崖边并部分与小河湾战国秦汉遗址相交错。依据遗址区内现代“十”字形水泥路，将遗址分为四区：东北部为第一区，东西600米，南北370米；东南为第二区，东西750米，南北200米。西南为第三区，东西390米，南北330米；西北为第四区，东西400米，南北380 米；2017年4月，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在彭阳县红河流域开展系统考古调查时发现。经过准备，6月即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发掘。

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遍布整个遗址；东周其次，集中在遗址东部；晚商遗存最少，仅在遗址东南部有零星发现。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

墓葬分大、中、小三类，多数为南北向，其中3 座为南壁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已发掘9座，两座是“甲”字形大墓，6 座是中型土坑竖穴墓，1 座小型墓，各墓均有殉牲，有腰坑，坑内殉狗。

作坊区位于墓葬区西南侧，已勘探出道路、窑址、灰坑、水渠、蓄水池等。

灰坑多为圆形和椭圆形，出土有陶片、动物骨骼、陶范、铜工具、玉石器等。

在遗址东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发现道路，位于作坊区的L1 已部分发掘，西南部已勘探出两条，一条呈南北走向，已知长约120 米，宽1——1.2 米，开口距地表深1.4 米，路土厚约6 厘米；一条呈西北—东南走向，已知长约30米，宽0.9——1 米，路土厚约4厘米。

水网系统位于遗址中部，包括蓄水池、输水渠、出水渠和引水渠四部分。蓄水池位于遗址中部， 南北长约42米、东西宽13.6米、深1.8——3米，开口距地表0.7——1.2米；输水渠位于蓄水池北侧，呈南北向长条形，长23米，北宽4米、南宽6米，深1.7——2.6米，开口距地表1.2——1.4米；出水渠位于蓄水池南侧，呈南北向长条形，长27米，北宽5.8米、南宽2 米，北深2.7米、南深0.8米， 开口距地表0.6——1.1米；引水渠位于蓄水池东侧，呈长条形，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00米，宽1——1.2米，深1.3——2.9米，呈U形，开口距地表0.6——1.3米。

姚河塬遗址的墓葬几乎全被盗掘， 灰坑也多被扰动，但仍留下了一些珍贵文物，在发掘工地库房的标本室里， 我们看到了桥形钮的觯盖、上部雕有饕餮的方鼎鼎足、提梁卣端头的青铜牺首、环首刀以及锛、凿等青铜器；璧、贝、蝉、蚕、螳螂、鱼、柄形器、管等玉器和玛瑙、绿松石等质地的装饰品；各种陶器的口沿、腹片、甗腰、绳纹鬲足、陶纺轮等陶器；炼渣及各种铸铜陶范。(图四)特别高兴的是，在我们参观之后回到北京不久， 即接到马强队长的电话，他告知我们在M13墓道填土中发现了一片完整的刻字牛肩胛骨卜骨，这些材料虽然残缺不全，但从整个遗址的布局、结构、内涵和这些盗余之物，尤其是卜骨的发现，我们仍能判断出来：姚河塬遗址是一处重要的都邑遗址，它不仅修建有设防的城墙、宽阔的道路、排水水利设施、铸造青铜器的作坊、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而且首脑人物死后营建有同分封于其他地方的侯伯的墓葬同等规模的“甲”字形大墓。同时，我们还了解到那个时期使用棺椁、随葬青铜器和玉器等、用人和动物殉葬、附设马坑和车马坑、用人和动物祭祀等情况。尽管青铜器被盗掠一空，没有留下能证明墓主人姓名、身份的铭文，但这些已足以表明他在当时的地位，是分封至此的一方诸侯或地位相当的人物。同时，通过与其他地区比较，考古队已经对其时代做出了科学推断：它们主要是西周早期的遗存。时代和性质的确定， 便于我们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有关文献记载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姚河塬遗址所在的陇山之东的彭阳，本是固原即原州的一部分，很早的时候即是西北诸戎之一义渠的居地。义渠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史记解》，文中曰“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刘治立先生近有《义渠灭国后的义渠戎人》一文，指出商末周文王时， 姜尚曾派南宫适与义渠联系，“太公使南宫适至义渠，得骇、鸡、犀以献纣”。可见商晚期，周人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曾征伐义渠，掳掠珍异，势力到达陇东一带，这与考古上在彭阳姚河塬遗址曾发现晚商遗存恰相吻合。西周王朝建立以后， 义渠所在的彭阳一带大概已归周人统辖，《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当周成王东征凯旋返回洛邑成周举行庆功大会时，义渠不仅派人与会，还向成王贡献了特产名马“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如果义渠此时没有归顺西周王朝，这是难以想象的。直到西周晩期，文献记载周宣王“料民于太原”，有学者认为也是指今彭阳所在的固原一带。将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推断，自商代晚期以来， 这里即是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后来与戎狄势力虽互有进退，但周人的影响、中原文化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清华简〈系年〉集释》第三章讲，周成王东征胜利之后曾迁部分商奄遗民于邾圉[3]，有学者谓在今甘肃之甘谷；《史记·秦本纪》中曰，秦之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等，虽都需深入研究，但不会是毫不相干的空穴来风。上面提到的这些地方都在彭阳所在的陇山以西不远，他们迁徙、受封于此，似乎直接、间接和周人最初在这里的经营有关系， 无论周人的中心是在周原、丰、镐，还是后来的成周、王城，包括彭阳在内的西北地区，都和北方、东方、南方一样是中央王朝时刻关注的地区， 其在历史上对中央王朝的稳定巩固， 对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对华夏多元一统文化的形成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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