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北齐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同陈朝、西魏鼎立的三个国家中最富庶的，可谓中国历史上少见年轻有为之君。可是他从天保六年后，开始放荡起来，最后一年，不理朝政，由太子监国，自己或者禅修闭关，或者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在都城邺（今河北临漳）修筑三台宫殿，十分豪华，动用了三十万民夫，简直是奢侈至极。
高洋却十分注重生态发展，比如：“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夏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等。高洋在位后期，虽然饮酒作乐，在大事上不迷糊，经常大赦天下，如遇到灾害，就会减免受灾地区税务等。
思想
以敬儒兴学而言，高洋虽自认鲜卑人，但他还是注意用儒学教训子孙，如《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就说：“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验诸同书卷五《废帝纪》：“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宝鼎卒，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按，李宝鼎即李铉，同书卷四四《李铉传》：“李铉，字宝鼎……废帝之在东宫，显祖诏铉以经入授，甚见优礼。”同卷《邢峙传》：“天保初，郡举孝廉，授四门博士，迁国子助教，以经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纯厚，有儒者之风。……显祖闻而嘉之，赐以被褥缣纩，拜国子博士。”又史载，天保七年高洋下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其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天保八年，高洋还曾下敕，令张景仁授太原王高绍德书。凡此，均可证高洋对于儒学之重视。
高洋之敬儒兴学，还可以从重视史学等方面得到说明。天保二年，高洋下诏撰写北魏历史，命魏收专司其事，并向他保证：“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魏史修成以后，有些人因为书中对其先世有所贬抑，对魏收群起而攻之，在命魏收于尚书省和“诸家子孙共加讨论”之后，高洋拒绝了他们惩办魏收的建议，并且还以“谤史之罪处罚了卢斐、卢思道、李庶、王松年等人，这些人“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