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宋朝设立通判的初衷，是为了让这个官员对知州、知府行使监察作用。瞿蜕园在《历代职官简释》中指出：“宋代初设通判之时，其职权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其实是共同负责，甚至成为知州、知府的监视者。”这阐述得非常准确。
我们可以参考《宋史·职官志》的记载来进一步了解这一点。在“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之后，当乾德初年下湖南时，便开始设置诸州通判，并由刑部郎中贾玭等人担任。这一措施旨在防止地方势力过强，从而实现中央集权。到了建隆四年，皇帝便命令知府公事必须与长吏和通判签订连书方可行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监督和控制。
《宋史·职官志》还明确指出：“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以文臣为知州，又置通判以贰之。”这意味着通过设立通判，可以限制地方军阀的专横行为，使他们不敢擅自作主，而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此外，《宋史·职官志》还提到，“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即如果地方上的某些事情或者工作表现出了问题，都可以向中央上报，这样做既能及时纠正错误，也能够增强中央对地方的一致性。
关键时刻，皇帝往往亲自选定这些心腹人物担任通判，如太宗曾经选择了赵廷美被贬后的崇仪副使阎彦进担任房州知州，同时又派监察御史袁廓作为房州军务监察御史，即房州的事务都要由他来处理。这体现了皇帝对于重要案件以及可能影响国家稳定的事件高度关注，以及其对忠诚高级别干部进行重用和信赖。
例如，在吴越王钱儒归国后，他被授予接收大员一职，由于他的政绩突出，每次宴会都会给他特别安排座位，以示尊荣。而且，他曾担任郓州知事，对此类重大的政治任命来说，他的地位显然已经相当高了。但当赵廷美去世后，袁廓才回到朝廷继续担任三司判官，这也反映了他在各方面都获得了信任和认可。
综上所述，可见身为通判的人物，他们并非简单的副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辅助性的角色，但同时也承受着极高的心愿责任。他们需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局面。就像赵匡胤说的那样，无论是管人还是管事，都不是绝对不变的事情，只要你想改变，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