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据说，中宗之所以不迁都，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在邙山爆发的大战中，由于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加强基于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地位，便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
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即耕战立国之策，使秦国实行战争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一种制度。而另一方面，与其他诸侯国家不同的是，一般农民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以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同时国家经济得到正常发展。
但为什么隋朝及唐代初期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来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呢？虽然《新唐书》记载称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数量占四分之三还多，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因为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自然导致的小农经济脆弱性共同作用使得这种兼并不可避免。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何隋朝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而不是直接将首都迁往更安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景，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点是关于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的问题，它们对于保障人民生活质量以及稳定政府收入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决定是否采取某些政策或行动时都会被考虑进去。在这个过程里，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会进一步影响整个帝国乃至百姓群众的情绪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