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朱允炆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绰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朝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脙“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由于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于是，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基础上，他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因此秦国人人皆是虎狼，而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家可以比拟。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其中国家从农民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需自备必要物资，其它则免除服役责任避免耽误耕作。这种制度能落实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自愿性，以及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而土地兼并在历代都是一个问题，即便隋朝及唐前期采取授田，也只能是一种形式，因为关陇地区相对稳定而且掌控在国家手中的土地较多。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隋朝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意放弃关中的地区，而冒然迁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