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呢？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他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
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于是，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府兵制作为基础来进行改革。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从农耕立国之策取得战争中的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一种方式，使秦国人人皆虎狼，有非其他诸侯国可比拟之战斗力。
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以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得到正常发展。这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行摊派，它与后来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并不相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在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下形成。
虽然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掌控。但隋朝及唐初，因为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和新近依附之地考虑，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因此授田制度只能是一种形式。而关陇地区由于战乱频繁和地方势力弱小，所以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可维持均田制度稳定运行。
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从《新唐书》的记载看，在 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大约占四分之三还多。显然，这些地区是府兵主要来源。如果要用这些资料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它就会非常合适，因为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知道隋末及开启新纪元后的第一位皇帝晋升其继承者（即李渊）成了第一个被称作“开国皇帝”的君主，以及他如何利用既成事实（即早先设立好的那些各地防御单位）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结构。他通过革除旧政策，如废除以前官员任命系统以及重新划分行政区等措施来确保中央政府对边疆省份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稳固其统治权利，并减少内部叛离或外部攻击威胁，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强中央集权、提高税收收入等，以支持他的计划。他通过设立新的官职，比如宰相这一角色，并赋予他们更多管理和执行命令方面的手段，同时还扩展到了选举过程使其更加民主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人民对于他的忠诚度和支持度；
因此，当涉及到决定是否迁都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因为如果迁移城市的话，那么所有现有的政治体系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还有潜在风险导致社会不安定。如果遵循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观念，对于任何改变总会保持高度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疑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极其慎重，以避免引发内忧外患。此外，由於這個時候隨著社會經濟狀況變化與改善，也可能導致一些原本支持建議搬遷的人們後來反悔，這種轉變無疑會對當時政局造成額外壓力，使得任何決定都不易做出。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人物们面临如此复杂的情境，他们必须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政治稳定性、经济状况以及个人安全等等。不难想象，每一个决定背后都隐藏着无数个人的努力与牺牲，以及时代背景下的挑战与机遇。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应该尽量站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视角去思考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之一，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了解过去，是怎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产生了一系列事件，然后又如何发展成今天这样子的世界。
在这场关于是否搬城的问题的大舞台上，每一位参与者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表面上的决策还是幕后的计算，都充满了智慧和勇气。在这样的故事里，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只不过每个人的英雄主义体现在不同的领域罢了。
而对于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宋真宗时期社会大变动，你是否觉得那时候的人们也有类似的困惑或者担忧呢？我相信答案一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人类总是在不断寻求变化以应对周围环境变化的地方。但具体细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