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育人，授业解惑为首；学校治理，自由为尊。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有不凡的创新之举。他在北大推行一种教授治校的方案，即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教授的权力很大，基本上考试内容、学科选择都是教授们自己决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北大在蔡元培的授意下成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关，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而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大多是学校里的教授，同样，这些成员也都是教授们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一年，可以通过选举连任。
各系的教授会也是这种情况，都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系的教授之间互相推举出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全部由教授会、评议会来决定，校长只起个后勤保障作用，为教授们服务。
后来，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大辞书》理这样写道：“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可见蔡元培先生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捍卫之心。梁漱溟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蔡元培：“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一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现”，“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元培在北大历史上的影响无人可及，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为人，而是他这种兼容并包、自由的办学理念，并且在7年的办学生涯中始终坚持贯彻。一改清末以来，北大的混乱制度，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师生品行不检等为社会所菲薄的气象。
自由需要自身保持思想的自由，蔡元培无疑做到了。而当今的有些人喜欢搞“一言堂”，喜欢一家独大，我说了才算，别人说的等于白说的“强盗思维”。
这也是现如今教育体系为人诟病的一方面，校长权力过大，应试教育制度之下，小初高追求的是升学率，大学追求的是学生的就业率和高端论文的发表数量。全然不顾对学生，对己的思想道德教育。
无论是，抑或是被领导者，遵循，都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理念。领导者需交由众人监督，也需鼓励对言论、思想的开放度。被领导者需坚持理念，在遭遇“一言堂”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辩驳。
《孟子·离娄下》里写道：“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可以引申为君子一生都担心的不得施行，因为终生都处在忧虑之中。中国的封建统治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这点无可否认，“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的主张始终被统治者们尊为宝典，“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一条古训。但这并非，不过是给民众一点蝇头小利，口头上的罢了。
真正的需要做到人人皆平等，人人皆能畅所欲言。从学校来说，无论校长、教授、学子都要有互相交流的观念，不能一人独大，应知“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应倡导“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理念，让每个人都能释放出他的思想精粹。
放到社会上来说，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为期，上与下之间，虚心纳谏为机要。“一言之堂”不过小儿之作，空谈自我，井底看天罢了。既不能有所提升，反惹得怨气四起，实属“愚”道。倡导，广听八方之言，耳纳四海之声，才能左右皆服之，上下皆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