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系统地评述了明末至当时二百多年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概况。梁启超在该书的开篇即以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附，认为有清以来的学术也是以“以复古为解放”为其本质特征的。
清代的各种学术，都表现为对古代思想资料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解释。但在这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解释之间又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清代”。
梁启超依据清代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把整个清代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每一时期各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先以综述的方式，总论各期的主要思想和表现形态，然后再对各个时期加以分别的评述。 ·
梁启超认为启蒙期的特点是：旧思想的兴盛期已过，并已丧失了活力，成为时代前进的阻碍。启蒙即是对旧进行攻击和破坏，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都把主要精力用于破坏，但建设的精神也开始孕育。
启蒙期的思想理论大都比较粗糙，缺乏条理，但却是气势磅礴的。此后即是全盛期。进入全盛期时，对旧的破坏已经完成，旧的抗拒力已降至最低点，新生的思想从内容到方法日渐丰满，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终至成为“时尚”。全盛期之后是蜕分期。
新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学者们开始进行专题研究或应用新方法研究领域的问题。由于环境的变化和新派别的产生，分歧日渐产生。新生之派与旧有思想又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这是蜕分期的特点。此后，便进入衰落期。
此时，新思想的精要之义已被阐发净尽，内部的派别公开，相互倾压，缺失日显。吸引力逐渐丧失，并成为社会进化的思想障碍。接踵而至的又将是新的启蒙期。梁启超认为，古今中外的都要经历这四个时期。
梁启超认为，清代是以对宋明理学的大为出发点的，这也便是启蒙期的到来。这一期代表人物有顾炎武、胡渭、阎若璩。
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思想业绩评价甚高，他指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启蒙派，力反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使思想学术重新回到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的方向上来，打破了理学家的独断。
这是四五百年来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开启了清代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加以总结，并概括出“贵创”、“博谭”、“致用”三个特点。在同一期中，还有黄宗羲的具有色彩的反思想和王夫之“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进步主张为梁启超所特别重视。梁启超对启蒙期所出现的诸家并起、大师如林的局面，作了时代背景的考察。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有四：其一，恰逢晚明王学末流极度空疏之后，人心厌倦，学者大都返向沉实的学风。其二，经过大之后，社会比较安定，人们可以从容地治学。其三，满族入主中原，有志节者耻于向满清低头，而把所有精力用在了学术上。其四，旧学派权威已丧失，而新学派又未形成系统，没有“定于一尊”的垄断，自由的学术研究繁盛。
清代的全盛期以戴震、惠栋为代表。在启蒙期因怀疑经书的真伪而产生的考证学，在全盛期已成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主题。其代表人物都是考证学的大师。
梁启超认为，戴震治学之精深，远胜同期的惠栋。戴震一生治学的最得力处即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是治学之人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梁启超看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已超出了考证学的范围，要有自己的哲学建树了。戴震所呼“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实是震聋发聩之语；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章学诚的地位很重要。梁启超认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倡言“六经皆史”，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的源泉。 ·
清代既经乾嘉全盛之后，便开始走向。的导火线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由来已久，至清代今文学日盛，开风气者乃是龚自珍与魏源，康有为则是清代今文动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品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
梁启超对其师康有为的思想既有尊崇，又有批评。梁启超认为，《新学伪经考》可谓思想界之飓风，而后两书则可以“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相比拟，大有益于人们思想的解放。但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任意裁割客观史料，曲解强辩，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为树孔子为教主，不惜杂以迷信谶纬之言，神化孔子。
梁启超给自己对“今文学派”的宣传运动所做出的贡献也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他将自己同康有为相比较，认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梁启超对谭嗣同的《仁学》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其“冲决网罗”的勇气尤为表彰。此外，梁启超还对古文学派的章太炎的思想及晚清思想界的“伏流”——佛学作了简要的概述，对“西学东渐”的过程及影响也作了比较平实简要的回顾。他认为，晚清西洋思想运动的大不幸在于：西洋留学生都没有参与进来，宣传西学的大都是些不通西文的学者，这减弱了西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