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位明朝中后期“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的传奇名将，大明战神戚继光人生的凄惨落幕，是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距戚继光的“老上级”张居正去世刚过半年，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活剧正在“酝酿”。身为蓟镇总兵的戚继光就率先躺枪，在莫名其妙挨了一连串骂后，被平调成了广东总兵。
镇守蓟镇十六年，书写下“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传奇的他，就这样带着万般无奈离开。他离去的那天，蓟镇的市民罢市，男女老幼们流着眼泪出来道别。目睹此情景的明朝边塞诗人陈弟一声怆然叹息：“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老少爷们齐抹泪，依然留不住这位大英雄。
但这凄然的一幕，却是一代名将戚继光，凄凉晚年的开始：“平调”广东七个月后，戚继光的胞弟戚继美（贵州总兵）就被莫名其妙免职。他在广东总兵任上，也是受尽了排挤，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干看着一群文官蛀虫成日“革火兵”“吃空额”，以至于“粤状有不忍形于言语间者”。深知自己处境的戚继光，也只能埋头整理自己的心血书稿。甚至为了避祸，还把自己《止止堂集》里的诗文大段删去，是为明代文化的一大憾事。
纵是如此，他到底还没“躲”过又一轮清算，万历十二年（1584）终于被免掉了广东总兵的职务，黯然回到了蓬莱家乡。身为一位“四提将印”的重量级总兵，归家的他竟是一贫如洗。毕生的积蓄在捐出来修葺蓬莱阁后，竟“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集书数千卷而以”。征战半生，战功卓著，晚年就穷得只剩一屋书。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贫病交加的戚继光，竟一度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拿不出，直到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588年1月17日），随着“鸡三号，将星陨矣”，突然发病过世，享年五十九岁。
而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明王朝对他的态度，更是刻薄到底。万历十五年九月时，忍够了明朝国防废弛的河南道御史傅光宅，疾呼重新启用戚继光。谁知刚“疾呼”了没几天，就被明王朝罚了两个月俸。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允许“祭葬”，戚继光去世快三十年后，明王朝才给了他谥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戚继光”这三个字，就是个叫大明君臣讳莫如深的名字。
不过，对这“刻薄”遭遇，晚年归家的戚继光不但早有心理准备，而且很知足。以他自己的话说：“回首视之,或临锋镝,或逢水火，或督我愆,，或忤当权，或为挂藉，或蹈嫌疑，实数滨于死地而邀天幸以全其生也。”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出生入死大半辈子的军人，没有死在战场上，也没有死在奸臣的构陷里，能够平平安安回家度晚年，已经是“邀天幸”了。
确实，比起同样为国挺身而出，却死于冤案的于谦，甚至比起同样南征北战，把国家的敌人“揍一遍”，却在文臣的构陷里惊惧而死的狄青，拥有“晚年”的戚继光，不但不算惨，相反已经很好命。但是，如果看看戚继光这一生为国血战，先平倭寇再御鞑靼，杀出大明国威军威的不世功业，这样“幸运”的晚年，又怎能不让人痛惜？多少后世军事迷们，也是不住的哀叹：为什么？
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的特殊关系。在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江陵柄政”的年月里，戚继光就是他最得力的臂膀。他们俩人的关系，正如史学家谈迁的评价：“江陵（张居正）自重将军耳”，完全是英雄之间的相惜。但张居正对其十多年如一日的鼎力支持，早就惹够了红眼病。张居正去世没多久，诬陷就铺天盖地袭来，甚至还有文人捕风捉影，编出了“戚继光给张居正送海狗鞭”的荒唐段子，各种泼脏水。
当然，送没送海狗鞭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时万历皇帝眼里，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人”。于是接下来的一场场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如果不是戚继光够谨慎，恐怕“归家度晚年”都不可得。
但比起这桩公案来，戚继光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却更让人叹息：他的军事改革思想，动了太多人的奶酪。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太明白明王朝军事的弊病在哪里。从早年在东南组建戚继光开始，打造一支铁血虎师，拱卫大明边防，就是他毕生的理想。当他初调蓟镇时，他就提出了“练兵十万”的构想，然后就被文官们骂得狗血淋头。后来在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他在蓟镇编练出了七大车营，以强大的战斗力与精良的装备，打得昔日嚣张的鞑靼各部流泪叩关请降，乖乖做起了大明朝的臣子。
但纵是有这样杰出的功业，如此强大的“戚家军”，在满朝文武眼里，依然是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一个武将执掌了国家精锐，大明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往哪里摆？如此精良的军队放在蓟州，年年得花多少钱，不打仗岂不是白花钱？你戚继光把钱粮都花在装备训练上，大家还怎么吃空饷扣军粮？一个戚继光在，断了多少人的“好处”？
于是，随着戚继光的黯然离去，许多事儿也就顺理成章。戚继光生前苦心打造的七大车营，之后的几年里就裁的裁撤的撤。昔日精良的武器装备，竟都扔在仓库里发了霉。战场上“吊打一切”的戚家军，竟以这样的方式，悄然隐没在历史长河里。
明朝军队的堕落，更是从此加速度。一个忠诚为国的戚继光凄然离世了，接下来的大明“总兵”“将军”们，当然各个学会了精打细算。以《晚明史籍考》的记载，明末的明朝军队，已经形成了潜规则，国家拨一万军队的钱粮，各级军队层层克扣，至少要克扣走一大半。如此练出来的部队，当然就成了缺衣少粮的废物兵，甚至风一吹就有“僵而仆者”。
这样的废柴部队，又如何能打得了仗？于是晚明年间，无论抗清还是平定农民军，各级文武官员的“奶酪”越捞越多，明王朝的仗，也就越打越糟，直到在内外交困里，坠入灭亡的深渊。
更值得讽刺的是，从万历晚期开始，大明的政坛名流们，踩了无数遍戚继光，可明亡清兴后，戚继光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心血巨著，却成了清朝人眼里的宝，更被曾国藩等近代精英们奉为宝典。赫赫有名的“湘军”等近代军队，恰恰是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里脱胎。此情此景更可以证明，大明，错过了一个怎样杰出的军人。
那凄凉的晚景，不是因为戚继光不好，而是这不可救药的晚明，配不上这么好的戚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