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二十二岁中举人，光绪六年 ( 一八八○年 ) 二十七岁中庚辰科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他一生气质清廉，品性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仕途不畅。直到光绪十九年十月，才调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 ( 六品京官 )。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斗争很激烈。当时掌管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主要支持者，主和派的中心人物。安维峻面对国家民族危亡，出于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与投降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以都察院福建道御史谏官的合法地位，在十四个月的任职内接连给清政府 上呈奏疏六十五道，直接呈奏光绪皇帝的有六十三道。他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不顾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主和派投降的罪行。特别是光绪三十年 ( 一四年十二月，奏请光绪皇帝《请诛李鸿章疏》，忧国忧民，激昂慷慨、激动人心，声震天下。这份奏章中，列数了李鸿章祸国殃民的罪行，斥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寇来犯时，『其不欲战,固系隐情』，甚至『接济倭贼煤米，日夜望倭贼之来闻胜则怒气而对我军之粮饷火器，则『故意勒扣之』； 『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正气凛然地提出：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 ! 他泣泪陈词 义正辞严地指责了慈禧太后听信奸臣李鸿章与太监李莲英干预朝政、专权误国的丑恶行径。他说 : 『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又说：『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 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可复容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禧牵制光绪皇帝行使国家政权的隐私。他还说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安维峻的这道奏章，震惊了当时的朝野。慈禧阅后，勃然大怒，立下谕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皇帝惟恐慈禧太后借此大兴丰狱，大开杀戒，杀害主战派的爱国志士，有意保护安维峻，但又爱莫能助，便在当日果断地以皇帝身份颁发了一道圣旨：『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部训遵行，此皆联恪恭求治之诚心，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惮 ! 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阶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傲戒，钦此。』光绪皇帝这道圣旨，显然是为营救安维峻的生命。但他又怕慈禧加责袒护之罪，便立即召集大臣共同商议，把处分安维峻的决寇奏请皇太后定案。慈禧太后闻奏后大怒说：『即此足了事耶 毋乃己轻 ! 』这时恭亲王奕䜣 ( 道光皇帝第六子，光绪皇帝的伯父 ) 跪奏说：『本朝一一一百年，从未杀谏臣，乞太后原之。』经诸大臣奏劝，太后怒意『始为稍解』。这才决定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始免除了安维峻的杀身之祸。 有关处理安维峻的经过，本属宫廷内部事件。孙主喧《忘山庐日记》有载，光绪二十年十一一月初五日记云 ：『新吾言：安晓峰事，天子实为援手。盖上见其奏大惊，急召见大臣，拟旨毕，始并其奏呈太后览……』这壁的『新五口气即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于李经亩。李瀚章为李鸿章之胞兄，与孙宝后一皆系至亲。光绪帝保护安维峻一事，本是宫廷内部之事，外人无从得知。但李经余自由于社会关系特殊，竟获悉事件内情，并透露给孙宝喧，孙复写入日记，因此得以流传。安维峻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冒死直谏，舍己为国的正义行动，获得了圭大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同情。梁启超将安维峻被革职充军事件称之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清史稿·安维峻传》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钱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阳州，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比白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在他被滴贬离京临行时，京都好友，特地选择了杨继盛故宅松简庵为他钱行，流涕相送。士大夫们还作画、作序、作诗奉赠送行。有一友人赠联云：『一不学金人，斯为铁汉； 暂留西域，终讨北洋。』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 ( 伯愚 ) 特于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从此，『陇上铁汉』遂传遍全国。 安维峻离京时，京师著名侠客『铁胳膊王五』 ( 名王子斌，别号大刀王五) 等人，主动亲来保镖，并奉赠车马行资。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侯乙青、李叔坚 ( 于锴 ) 亲自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李叔坚曾作《送安晓峰先生出塞》七律四首相送，其中云 ：『己拼一死答君亲，补牍重看泪转新。训政由来遵圣母，狂言何意有孤臣。』『羽书昨夜达甘泉，横海楼船塑渺然。杜牧罪言难再继，公超雾市至今传。』 在五年的访戍生活中，安继峻始终不忘君恩，一片赤诚报国之心不泯。如他《步杨忠憨公韵率成五古二首》诗一瓦：『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宫，褒阙五口其补。』『臣罪本当诛，旷典空前古。平生未报恩,付与儿曹补。』 安维峻于光绪二十五年释还归里后，先后在南安书院、家乡私塾讲学。光绪三十三年夏，在兰州主持总寨《甘肃新通志》一〇五卷、八十册、三百余万言，现已成为研究甘肃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通志》完成后，任内阁侍读。后又辞职，辛亥前夕，曾任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 总教习。宣统三年九月，辞职归里，在家从事农业耕作和著述。著有《四书讲义》四卷、《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望云山房文集》三卷、《诗文杂集》 一卷等。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在家乡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