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的窗户：韩爱晶
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中，韩爱晶出生。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而继父是一位中层干部，对韩爱晶有着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感，但这也让韩爱晶感到在家里找不到温暖，从小他就养成了孤僻和郁闷的性格。后来，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
文化大革命初期，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审时度势”的28个昼夜里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随后，他又成为了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员会等职位。
与其他学生领袖一样，1968年7月之后，韩爱晶在派性武斗中受到了严厉批评。工人阶级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他被迫实行联合复课闹。但是，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被羁押，并交待了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捕。
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权力3年。在狱中，他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进行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在出狱后的生活中，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然后调至深圳的一家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2003年内退，在另一家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对于这些所谓的问题，“反罪”，尽管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回忆录《我的四十岁》中，张春桥曾经提到：“我们当时错误地把一些无辜的人拉入政治斗争之网。”对于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表示悔恨，但也有人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情况，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主义分子”。
随着高校造各派别崛起，以及组织之间打起了派仗，这些派仗发展为武斗，最终导致流血事件发生。这场动荡局面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对高校中的有所约束。因此，当时决定将工宣队进驻高校，以打击派仗和武斗。但这决策却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情况。这使得周恩来十分震怒，并决定找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而其中之一就是五大领袖之一，也即此刻正受到调查和批评的——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以及本人—— 韩愛榮。
1968年的那次谈话持续五个小时之久，其中内容主要集中于批评他们听从指挥，不要再继续这样做。当谈话结束之后，这群曾经风靡一时的人物开始逐渐失去影响力，他们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但由于当时手下留情，他们并未追究太过严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一番教育。此后的几十载里，他们试图以各种方式修正自己的错误，但似乎已经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