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皇权虽然日渐衰弱，但朝廷礼仪却丝毫未减。位高权重的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觐见皇帝时仍需严格遵循下跪礼仪，只是在下跪处可能会铺设较厚的白毡垫，以示朝廷对重臣的优待。然而，对于外国使节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
1793年，英国使团领袖马戛尔尼奉命来华祝乾隆皇帝寿辰。清朝坚持要马戛尔尼在觐见乾隆时下跪，而马戛尔尼则坚持以鞠躬相应。这一争执最终未能圆满解决，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使团空手而归。
历史上，还有顺治时期摄政王多尔衮，他获得了永久免除向顺治皇帝行跪拜礼的地位。而1861年，恭亲王奕訢因支持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政策，被授予议政王称号，但他是否需要在奏事时下跪，则取决于他的身份和地位变化。
有时候，为了特殊原因或是作为特权，一些长辈甚至可被特别恩准免去行叩拜礼。在咸丰皇帝时代，其胞叔惠亲王绵愉由于其特殊身份，便可以在宴见咸丰后，不必行叩拜，只需垂手而立，说一声“请安”，即可完成正式问候。此类例子说明，即便是最高层次的人物，也不能逃避传统的宫廷礼仪要求。但对于外界与内阁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尊卑关系反复考验着每一次接触，每一次决定，都牵涉到荣耀与屈辱间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