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时期起，清朝的皇帝彻底失去了曾经作为猎手所展现出的血性和作为武士所体现的尚武精神。既无法在战场上亲征救民于水火，又缺乏处理国家内政如财政、工商、科技等方面的问题能力，这导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下滑，屡次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显得不够成熟，不是男子汉，而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太婆左右操纵。在光绪时期，他曾尝试进行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的控制，但却被轻易打败。他目睹了心爱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入井中，却无力救援，生活充满窘迫。至于末代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三岁便被推上了龙椅，看着满朝文武人的场景，大哭至尿裤子。这难道能象有能力领导整个国家吗？最终，是人民的觉悟促使了清王朝走向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了清代九位皇帝。康雍乾时期拥有豪华装修和富可敌国的大型陵寝，而从道光开始，在后事料理上就显得较为节俭。慕陵规模虽有压缩撤去华表、石像生及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有设置神功碑。清朝规定：凡丢失国土者不得立此碑。在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1842年），开赔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断不能给自己树碑，该如何书写那份耻辱的一笔？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犯了丢失国土的大错。一位失职的皇帝厚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此外，“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规则。在道光死后，就这样红着脸躺在未完整完善的地宫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不然，他将睡得很不安宁。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还有哪个朝代设定过如此严格的戒律，即明文规定丢失国土者死后不得享圣德神功碑。这几乎带有一种罪不可谅、死有余辜意味。我宁愿将其视为清朝创举之一，以居安思危，对后代不放心才会留下这份意味深长遗嘱：要保护好我流汗滴血积累的心脏遗产，一旦差池，即为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如果能够更早点产生，更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中国漫长封建时代是否可能减少若干误国昏君？总之应该有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事物（如报应或祖训），以免他们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土地。而且爱新觉罗氏家族规则虽然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毕竟还有葬身之地），并没有阻挡住国力衰竭、国土沦丧命运。
清室奉行诸多规矩，与前朝迥异。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特色。这足见最初“立法者”动了一番脑筋。此类代表最高意志祖制基本雷打不动贯彻实施，如是否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与该君主政绩挂钩，不容失寸土，就像非白玉莫属一样。当道光因鸦片战争落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那香港虽微不足道，但足以让道光羞愧难当致仕而眠。
从宏观体制角度看，将取明继用衣钵，本来省心省力事情。但打江山的人并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以期制度能更完善，其中颇具创新意识并与国家命运及皇族命运休戚相关，最具创意改进的是立以贤选储君制度。
明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感觉表面似乎容易减少争议，却藏隐患：不是当皇帝料的人偏巧当上了；而才能卓越者却未必获选，所以许多昏庸之主祸害国家恐怕正是在吸取前车之鉴基础上修改了选择储君竞赛规则，从废除依据辈分到才智相逢，以贤取胜这样的方式，让每个儿子机会均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超群。而对于国家发来说，则更保险，因为经过严格筛选客观考验非寻常人物所能企及。
譬如同治六岁即入学启蒙老师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的特别聘请李鸿章翁心存礼部工部两员担任弘德殿授读师傅学习书本知识必须军训骑射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过去抵抗天理教袭击临阵表现良好。而同时学艺尽力的几名皇子谁都不希望输给别人因此勤勉努力显示新学到的文韬武略在父皇面前拼搏显示自身新学到的才能备受瞩目竞争暗斗自然是不少发生，只不过为了拉票最关键的一张投票券假如成绩差距不大就足够让父王头疼该谁做班干部呢？
最后提醒，每个人都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挑选储君比起其他方法安全可靠，因此加倍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才能成为未来领袖榜样，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游戏，每一步棋都是精心布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松懈。一切都围绕这个问题旋转——如何确保正确的人登基成为帝国真正掌控者的位置，他们将决定历史轨迹方向以及他们将如何影响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