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时期起，清朝的皇帝不仅失去了曾经的英勇与武艺，更是无法有效地处理国家大事。他们既不能亲征于战场，也无法救民于水火之中；既无能耐管理国家内部事务，如财政、工商、科技等，又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断下滑，频遭外国列强欺凌。继而，同治和光绪二帝更是显得软弱无力，被慈禧太后牵着鼻子走，不断受到她的操控。尤其是光绪，他曾有意改革，但很快就被打败了。他目睹珍妃被“老佛爷”推入井里，却无力阻止，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到十分窘迫。在最后一位皇帝宣统面前，他只不过是个扶不上马的小男孩，三岁即登龙椅，看着满朝文武人吓得尿裤子。
最终，是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清王朝的灭亡。在河北遵化马兰峪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安葬着九位清代皇帝。康雍乾时期的陵寝豪华至极，而道光之后，则开始变得小气多了，如慕陵规模压缩撤去华表、石像生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有立神功碑。
清朝规定：丢失国土者不得立此碑。这也是为什么道光二十二年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失败割地赔款后，没有给自己树立碑记，因为那是一次耻辱性的失败。一位失职的皇帝厚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自我批评。此外，“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道光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一定盼望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以免死后噩梦不断。
我不知道其他哪个朝代会有如此严格禁止丢国土者享圣德神功碑的地规矩，这种戒律带有一定的禁忌意味。我愿将其视为清朝的一项创举，为保护好积累下来的遗产而设，这对败家子的警告也非常明确。如果这些制约昏庸君主的手段更早些出现或更加锋利，或许能够减少若干误国之君？
爱新觉罗氏家族规则虽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但并未阻挡住国家衰落与土地流失命运。这些代表最高意志“祖制”，基本雷打不动地贯彻执行，如是否建立圣德神功碑，与君主政治绩挂钩，不容有微瑕疵。而对于鸦片战争后的香港丢失，即便只是弹丸之地，对道光来说仍然足以引起羞辱和深夜难眠。
从宏观体制来看，从明到清保留了一套衣钵，本应省心省力，却又在一些关键细节上谋求变革，企图制度完善，其中包含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最具创新意识的是改进选贤任能制度，使人才选拔更加公平透明，对国家命运具有重大影响。
相比明朝嫡长子继承制，只看出生顺序，而忽略才能与品质，因此产生许多昏庸之主；而清廷摒弃这一因素，以才取胜为准，使每位皇子都有机会显示自身才学武艺，不再依赖简单的人口优先原则。这也增加了选择合适继承人的安全性，因为只有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才能够成为候选人。而如同治六岁即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其老师李鸿藻，以及随后的师傅们，都注重培养各方面能力，让皇子们通过学习书本知识以及军事训练来竞争优势，让谁都不甘落后于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