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的妻子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走那么远的路。于是，巫师们就编造了一个谣言，说这个年份如果往东走是不吉利的。中宗相信了这个谣言。
这话听起来很有气概，但也反映出中宗本人的历史判断能力。在此之前，唐太宗和唐高宗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搬到洛阳去避难。高宗甚至在最后一次从洛阳返回长安时去世了。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重演过逐食的戏码，而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发生大饥荒，这次情况更为严重。许多禁军士兵由于缺乏粮食甚至开始上街乞讨，有人担心兵变随时可能爆发。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送达京城时，德宗紧绷的心弦才得以放松，他激动地跑向东宫，对太子说：“米已经到了陕西，我和你父亲都能活下来。”满怀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情。
然而，我们不免要问，为何隋朝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提）没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将首都迁移到洛阳呢？老是这样“长安——洛阳”之间游荡，不觉得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战役中宇文泰遭遇惨败，从此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力，以关陇豪右集团为依靠迅速灭亡北齐统一北方。这与秦朝类似，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致富之道，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如同其他诸侯无可比拟。
府兵制是一种将农民家庭充当士兵、国家只提供重型武器制度，它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正常发展。这制度产生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所有地区都是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是历朝历代的问题，而这种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而这种兼并既由特权阶级存在，也由经济发展所导致，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在隋朝及唐初，大量的地主经济集中在山东、河北地区，这些地区因为新附之地不会进行强硬改革，所以授田只是形式上的手续。而关陇地区由于经常处于战乱状态，没有足够的地主力量对抗中央政府，因此土地较多掌握在中央手里，可以相对稳定维持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等等占了四分之三以上显然关中的区域也是府兵主要来源。
既然隋唐以府兵立国，那么又严格依赖于关陇地区，那么也不奇怪隋唐皇帝宁肯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意放弃关中的安全而冒险迁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