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所以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薶”，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便有府兵制。本土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但宇文氏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另一方面，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的责任，因此国家经济能得到正常发展。这种制度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方面隋朝及唐前的情况相对稳定，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发生强烈的地主阶级反抗。但隋末、唐初由于战乱频繁，使得关陇地区成为最终统一中国的地方，也成为了府兵制的一个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