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
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朝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爆发的大战里，由于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迅速灭亡北齐并统一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将耕战立国之策实行，使战争成为发家致富的人生巅峰途径，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相扑，而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可比。
另一方面，与府兵制相关的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即国家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者充当士兵，他们需要自备必要物资，而国家只提供重型军械。这与一般农民免除服役责任，有助于避免全民征兵制造成的危害，并保持经济正常发展。
尽管人们常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代土地兼并一直是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这种情况在隋朝及唐初尤为明显，因为山东、河北地区已经经过魏、齐数百年的发展，其地主经济较为发达，而且这些地区由于新近依附隋朝，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所以授田政策基本只是形式化存在。而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其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因而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均田制度能稳定维持下来。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当时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大约占四分之三以上，这表明关中的位置对府兵制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认为国以兵立，那么隋唐以府兵制建立其政权，它们又严重依赖于关陇地区，那么也就不足为奇，在面临饥荒和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的时候，他们宁愿做逐粮天子，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区域来冒险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