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所以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爆发的大战里，由于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是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却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因此秦国人人皆是虎狼，而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比拟。一方面，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国家从农民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需自备必要物资外出作战。而另一方面，则免去了一般农民服役责任，从而避免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得到正常发展。
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它与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在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下。但尽管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此种兼并既由特权阶级存在又由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导致，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
隋朝及唐初期山东河北地区经过魏齐百年的发展地主经济较为发达，但这些地区新近依附之地故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改革；相对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大量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均田制度稳定维持下来。因此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唐承隋制，可以由其情况来一以贯之。在《新唐书》记载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还多显然关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宁肯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中的稳定环境和丰富资源迁都即便面临饥荒也是如此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