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呢？据说是因为他的妻子韦皇后是个恋家的人，不愿意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于是，她让巫师编造了一个谣言，说今年如果向东走是不吉利的。中宗就信以为真了。
这话听起来很有气势，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宗对历史的理解程度。在唐太宗和唐高宗之前，关中的饥荒已经多次迫使他们逃往洛阳寻找食物，而高宗本人甚至在最后一次洛阳之行中去世。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经历过“逐粮”的局面，而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发生大饥荒，这一次的情况更为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乏粮食竟然开始上街乞讨，有时甚至威胁到兵变的爆发。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送到了京城时，唐德宗紧绷的心弦才得以放松，他激动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我们父子终于能保住一命。”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朝和唐朝的皇帝（除了武则天外）没有直接解决问题，“釜底抽薪”，将首都迁移到洛阳呢？老是这样来回游走于长安与洛阳之间，不觉得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战役中，宇文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这场战役原本计划由北魏与南齐联军共同进攻，但由于宇文泰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最终导致北魏大败。此后的三十年间，宇文泰凭借府兵制，将北魏灭亡并统一了北方，与秦朝相比，这种迅速崛起的情形颇为相似。
府兵制是一种结合农耕与战争实践的制度，它要求国家从富裕且强壮家庭挑选士兵，他们需要自备所有作战所需，无需国家提供薪水。这种制度既避免了全民征兵带来的经济损失，又保证了国家能够正常发展，同时还促进了人们自愿参与战争，从而增强国力。
这种制度诞生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参与。而这种自愿性存在的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土地兼并是特权阶级存在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自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初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发达，加上这些地区新近依附隋朝，所以隋炀帝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只能做些形式化的事务处理。而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地主经济不发达，因此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土地更多，也更容易维持均田制度稳定下来。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整个唐代全国共有折冲府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地加起来共443处，比四分之一还要多。这说明关西及周边区域是府兵主要来源国以立，以此可知隋朝及唐代皇帝宁愿忍受一些困难，也不肯轻易放弃关中的这个关键资源区域，从而决定不了当即迁都。但同时，这样的政策也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影响着王室及其统治基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