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呢？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他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
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于是，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府兵制作为基础来进行改革，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他靠着府兵制，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人数众多，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如同其他诸侯国无法比拟。此外，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以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
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行摊派，它与后来的卫所制制度起源并不相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度与土地公有制。而土地兼并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因为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导致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初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地主经济较发达，所以国家掌控的地土并不多，而这些地区依附新近，也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所以授田只是一种形式。
相对之下关陇地区由于长时间处于战乱之中，小农经济和地方势力都不发达，因此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普遍，更能稳定维持均田制度。虽然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从《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可以推断出这一点：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那么关陇地区就是府兵主要来源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就难以维持这样一种依赖特别区域的大型政治结构。但既然隋唐以这样的政治结构立国，那么他们当然也不希望放弃这个基础，以防止整个帝国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