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和《续春秋左氏传博议》，都是他深入探究中国史学的杰作。在这些著作中，王夫之不仅重视从整体角度分析中国历史，还特别注重追寻历史根源。同时，他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不仅使用了传统的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等方法，还广泛应用移情、心理和心态学等新颖手段，以及将历史环境与人物意境相结合，从而突破了传统史学的一般做法。
明朝灭亡清朝兴起这段时期的历史教训，让王夫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危机感、时代感以及使命感。他因此将治史目的定位为济世救国、经世致用。在撰写《读通鉴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进行了反思：“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此乃可资治之资，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以及者也。”
对于如何进行有效地记录和利用过去，以便启示未来，这是王夫 之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述往以为来者师”，即通过学习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但他又指出，如果没有把握“得失之枢机”，后人就无法效仿，因此要找到并理解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也要明白失败发生原因，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正是王夫 之试图通过他的史学作品达到的目标。
在《读通鉴论·叙论末》，王夫 之总结了自己撰写此书的心路历程：“引而伸之，是以有言；浚而求之，是以有言；博而证之，是以有言；协而一之，是以有言；心得而可以资人智慧的是，以有言。”这里，“道无方，而位物于有方”意味着他根据一定规律或原则来组织材料，使整个讨论文题得到系统性与内在联系。这种整体性的认识方式使他能够从一个宏观角度看待所有事件，将一切现象纳入到一个全面的框架内去理解。
另外，由于对“道”的超越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于个别事件或制度之间关系的一贯分析能力，使得他的研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在评判帝王、大臣时，他会考虑他们是否具备某些共同特征，比如孔孟周公，或唐太宗汉文景光武。而盗贼与夷狄一起被视为同类，因为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冲突或者挑战社会秩序的情况。
最终，尽管这个世界充满复杂多变，但通过深入了解古人的心理状态和心态，以及移情思考，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那些古代人物曾经面临的问题，为现代提供指导。这也是由於歷史學家的專業技能與對歷史事件進行全面分析與評價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待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