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统治不仅标志着蒙古帝国从草原向中原转变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法律体系从“天命”向“人治”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忽必烈深知，作为一个建立和巩固大型帝国的政治家，他必须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家秩序、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
一、引入
在蒙古征服了辽金两代后，忽必烈继承了其父成吉思汗所制定的基本法规，如《九部律》等，但这些法规主要适用于草原生活，不足以应对中原地区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与经济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忽必烈开始着手创建一个新的法律体系，以确保中央集权政体下的有效运作。
二、编纂工作
为此，元朝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即“行省”，负责地方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同时，在1241年（至顺二年），忽必烈颁布了一系列命令，对全国进行普遍性的土地调查，这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税收体系和确立土地所有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大量学者被召集到首都大都参与编纂新律例，他们包括汉族士绔子弟以及来自各民族的一些精通法律知识的人才。
经过数年的努力，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律典，即《大元宪章》、《大元令》、《刑事条款》等，其中《大元宪章》尤为重要，它规定了君主职责范围，并且明确指出：“凡诸臣民有违反本宪之事，当依照本令准予处罚。”这意味着除了君主之外，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需遵守这一最高层次的法律规范。
三、特点分析
系统性: 元朝开国皇帝推动的大规模重新编纂，使得中华文化中的各种不同地域及时期产生的小册子汇总成了统一而系统的一套全面的法典。
**民族融合: 在文言文基础上吸纳其他民族语言元素，同时结合不同民族习惯，加强国家间合作与理解。
**实用性: 法律内容注重实际问题解决，为当时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去处理日常矛盾冲突。
**逐步发展: 与之前草原上的简单自然法相比，这是一套更加成熟高级别的地方执法标准，有助于稳定并提升国家整体效能。
四、影响与评价
尽管如此，由于地理距离远离中心，大量地区未能完全接受这种中央流放来的新政策，而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或改良后的旧习俗。这也使得随时间推移，该系统面临许多挑战，如对非汉族人民传播不够广泛，以及汉族人的文化偏见阻碍跨种族交流等问题。
然而，从长远看，《大元宪章》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为后世包括明清两代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极大的促进了整个东亚地区共享同一种基于儒家思想的人类价值观念，对世界范围内关于人类行为规范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它仍然是一段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