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每次发动战争前，德国总会有着一系列的外部客观理由，比如争取生存空间、抢夺殖民地等。但战争背后的真相，是经济驱动。德国经济如何崛起，又是怎样迫使国家发动战争，甚至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决策？这些内部主观因素，却鲜有人关注。
为了探讨这一点，我计划撰写一篇文章，回顾德国经济史，并探究它是如何影响了德国命运的。我们将从19世纪初开始讲述。
在那个时候，德意志邦国内乱若星辰，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加之各邦之间设立关卡，使得它们无法有效合作。直到1834年，全德关税同盟成立，这标志着一个国家雏形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邦都放松了军事戒备，以此为基础达成共识，一致行动以商业手段致富并追求“超英赶法”。
1852年，内地关税被废除，每个邦之间进行免税贸易，并以普鲁士为标准统一外贸税率及货币和度量衡。这意味着当中国爆发鸦片战争时期，大约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 德意志邦国内已完成秦始皇时代的大规模统一工作。
虽然全德关税同盟只是开端，但要想实现经济崛起，还需要解决交通问题。当时煤炭主要集中在鲁尔和萨克森地区，而铁矿则分布于东西边境地区。此时，只有通过铁路网络来打通内循环才能促进产业发展。不过，由于公路成本高昂且航运能力有限（仅20艘汽船），修建铁路成为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一步。
随即，在1835年至1845年的短短10年间，第一条铁路从纽伦堡到福尔特延伸6公里，然后迅速扩展至470公里，再加上接下来的10年增长到了5822公里，其后20年的速度更是“十倍增长”。这不仅提升了物流效率，也推动了钢铁、煤炭与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近四百家工厂涌现出来。而资本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型企业的形成，如克虏伯公司——欧洲最大的企业之一，它雇佣1.6万名员工。
此外，当铁路建设完毕后，对商品贸易频繁化造成了一系列中小行业兴盛，从纺织业到零售业再到餐饮业，都受益匪浅。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军事野心勃勃的大环境下，如普鲁士这样的最大邦国依旧扶持军工企业，为未来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这些所谓“崛起”的关键并不来自闭门造车，而是在内循环与国际交流结合中实现。英国就在旁边提供机器技术和人才支持，让他们能够模仿复制英国先进技术，同时保持价格竞争力。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分工与互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断迭代升级，最终实现自给自足，从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强國。
1870年代初期，由于英国产品大量倾销市场而逐渐走向自给自足阶段，资本资源也得到整合：煤产量达到3400万吨、钢产量126万吨，与英国相当。一时间获得新红利之后，便迎来了普法战争。那场对法国宣战让拿破仑三世投降，为普鲁士带来了50亿法郎赔款以及帝国建立的地位改变一切，从而进一步刺激国内产业改造升级，以满足新的需求并继续扩张势力范围。此乃所谓“道路”，亦可视作日本道路或轴心国家道路，那种由无数生命换来的胜利与财富，让其渴望更多力量与权力的征服，更愿意挑起冲突引领世界潮流。而这就是导致1913年的全面性威胁，以及最终1939年的全球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是一种深植骨髓却又难以抗拒的情感基因：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匹配全球政治地位的心理期待，以及想要通过冲突来获取那些看似可以控制但实际难以触及的事物——殖民地、影响力等等。在这样一种心理驱动下，无论何时何刻，它们似乎总能找到借口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像那句老话：“没有枪炮的声音，你就不能听到历史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