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其核心内容包括“法治”、“量刑”、“赏罚分明”等，旨在通过严格的法律体系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在宋朝，这一思想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其效果如何，以及这一应用对宋朝政治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影响，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宋朝政体。北宋时期，赵匡胤建立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他试图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自然地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官员们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就为法家的理念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接下来是具体实施阶段。从唐朝开始，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律典，如《大唐新仪》、《唐律疏议》等，而到宋代，这些律典被进一步整合、系统化，并加以修订，最终形成了《通礼五行》、《平妖异录》等。此外，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和公正性，还设立了监察御史制度，让他们可以监督地方官吏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
然而，即便如此，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法律条文繁多且复杂，一些官吏可能会利用这些细节进行曲解或者滥用职权。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科技水平有限，对证据采集和鉴定存在一定局限，使得司法审判往往不能达到绝对公正的地步。这导致了一些冤狱案件发生，比如著名的一例是岳飞被诬陷而死的事实，使得人们对于这一时期司法公正持怀疑态度。
此外，尽管北宋初年推崇严格依照法律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高级官员开始出现个人观点介入政策决策的情况，从而使得原本追求的是一种基于规则与程序决定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个人的判断力，这无疑削弱了原有的严格遵守法律精神。在这过程中，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东京（今北京）与南京（今杭州）的距离过远，加之交通条件落后，使得信息传递缓慢，而且南方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也让一些改革措施难以有效推进，从而导致行政效率下降，同时也增加了腐败现象发生概率。
总结来说，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南宋，都有着不同程度地尝试将法家思想融入到政治实践中去。不过，由于历史环境、技术条件以及其他种种因素限制，其效果并不完全如同理论所预期那样顺利实现。即使在那些努力促进自身制度化、规范化的地方，也仍然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带来的混乱。而这样的情况，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质量，更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因此，在评价这个时期是否真正实现了“天下治矣”的理想状态，我们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