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隋朝皇帝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迁都洛阳，这一选择听起来似乎非常出人意料。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妻子韦皇后是一位恋家的宅女，她不愿意搬到那么远的地方。于是，巫师们就编造了一个谣言，说今年往东走是不吉利的。中宗信以为真。
然而，这样的解释虽然有其乐趣，但也暴露了中宗本人的历史知识水平。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为了避免关中的饥荒，他们多次搬到了洛阳。但是，当他们死后，又不得不回到关中。这一系列的事情反复无常，让人难以捉摸。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在隋朝，还有在唐朝，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例如，在德宗时期，由于大饥荒，大量禁军士兵开始上街乞讨，甚至有一些士兵因为缺粮而发生兵变。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德宗长久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缓解，他兴奋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
但我们还是会问为什么这些皇帝没有采取更加直接的手段，比如将首都迁移到洛阳呢？为什么要不断地“游走”于两地之间？答案可能隐藏在古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中。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之后，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力资源，以府兵制为基础，最终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策略，使秦国成为其他诸侯无法比拟的强国。
府兵制是一种结合农战的制度，它允许国家从家庭富裕且体格强健的人选派为士兵，而不是提供薪水，只需自备必要物资。如果农民被征召作战，他们仍可继续耕作，因此这种制度避免了全民征兵带来的危害，同时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
不过，这种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它依赖于人们自愿性，而且需要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作为其基础。在历经魏、齐百年的山东、河北地区，由于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导致的地主兼并问题，加上新附属区域稳定性的考虑，隋朝并未进行严格改革，所以授田只是形式化的一步。而相较之下，从东汉一直到隋末的关陇地区由于连续战争，其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更适合实施均田制度保持稳定。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在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数量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关中的地区是府兵主要来源之一，也就是说，那里的力量对于维持帝国秩序至关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是否应该放弃这片关键区域而迁都，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意轻易放弃控制这个关键区域的情形更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