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呢？据说是因为他的妻子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所以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
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于邙山爆发的大战后，由于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是一种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一种方式，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如同其他诸侯国无法比拟。
另一方面，与秦朝不同的是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即国家从农民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需自备必要物资参与作战，而国家只提供一些重型军械。此制度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得到正常发展。
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行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起源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不过尽管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掌控，这种兼并既由于特权阶级存在，又由于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
在隋朝及唐初期，大量地区如山东河北因新近依附，因稳定考虑不会进行强硬改革，因此授田更多只是形式。而相对应地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可以维持均田制度。但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从唐承隋制来看，可以推断出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关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既然国以兵立且隋唐以府兵立国，那么也就不足为奇隋唐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意放弃关中的位置冒险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