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的社会原因分析
在历史长河中，隋朝皇帝中宗之所以坚持不迁都洛阳，而是选择了忍受饥荒，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据说，中宗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的妻子韦皇后是一个恋家的人，她不愿意离开旧居，因此她找到了巫师，让他编造了一种谣言，说往东走是不吉利的。中宗相信了这谣言，从而维持了现状。
这番话听起来很有力量，但它也揭示了中宗个人对历史知识的缺乏。在此之前，唐太宗和唐高宗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搬到洛阳过渡生活，其中高宗更是在最后一次洛阳行程中去世。之后，唐玄宗也多次经历过逐粮事件，而德宗时期再次出现大饥荒，这一情况更加严峻。当地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城时，德宗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缓解，他兴奋地跑向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我与你得剩下矣。”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隋唐的皇帝没有直接将首都迁移到洛阳呢？他们总是在“长安——洛阳”之间游来游去，不觉得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发生的一场战役使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这迫使宇文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力资源，最主要的是他主动寻求关陇豪右集团支持。通过府兵制，他迅速灭亡北齐，并统一北方。这有点像秦朝的情况。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实行耕战立国策略，在战争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途径，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军队作战能力超越其他诸侯国。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将家庭富裕且体格强健的人选为士兵，不给予薪水，只提供重型武器国家自备所有其它物资。而普通农民免除服兵役责任，以避免老百姓耕作被打扰，也避免全民征兵导致的问题，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正常发展。
这种制度起源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质，而不是国家强迫执行，它与明代卫所制不同。而这种自愿性的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存在。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这也是由于特权阶级存在以及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自身脆弱性所必然导致的事实。因此在隋朝及唐初期，由于魏、齐两百年的发展，使得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但实际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土地并不多，因为这些地区新近依附于中央，所以隋朝不会进行强硬改革，只能形式化授田。
相对地，关陇地区从东汉以来就处于战乱状态，本地地主经济和地方势力都不发达，因此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可以稳定维护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这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关中的区域是府兵来源最主要的地方。如果要理解为什么隋末至 唐初的君主宁可挨饿也不肯放弃关西，那么就必须考虑到整个帝国赖以建立和维系的大背景：即依靠由官员控制的小规模农户组成的私人武装力量（府军），这些私人武装力量通常来自某个地域，如今我们称其为“部曲”。这样的体系需要稳定的供给网络来保持战斗力，而且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来保证这一系统能够持续运转。但如果把首都迁移到其他地方，比如古代常见的地理中心点——今天的大同或云冈，则会破坏这一网络结构，并可能引起政治危机甚至战争，从而影响整个帝国的情报收集能力和防御系统。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如果移动首都是要付出巨大的物资成本，以及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治风险，因为任何大的变化都会带来新的挑战和潜在威胁。因此，无论如何，都需要确保最大限度减少这类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尽量保持现状作为一个相对安全、高效率且既可以控制又能获得资源流动性的解决方案。一句话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保护那些支援自己生存基础的人们，他们对于每一次重要决策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