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于邙山爆发的大战中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于是，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即便是在本土关陇豪右集团也是他的主要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落后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
另一方面，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提供一些重型军械，这种制度使国家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同时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此外，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而这些制度确立在乱世，它们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非强行摊派。
虽然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这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但在隋朝及唐前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加之新近依附之地考虑，使得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因此授田更多是一种形式。而相对而言，由于关陇地区战乱频繁的地主经济并不发达，所以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较好，可以稳定维持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全中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更占四分之三还多。这说明关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那么也不奇怪的是隋唐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要放弃关中的区域而冒然迁都。如果这样，他们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国以兵立，而且府兵制严重依赖于这个区域，那么这样的选择自然成为了最合理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