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至1799年2月7日），是中国清朝的皇帝，在位期间从1735年到1795年。自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货物，但朕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满足夷人所需。
我曾经是雍正皇帝第四子，也是雍正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自小甚得其祖父康熙喜爱，在雍正即位当年，就被以“秘建皇储”的方式确立为继承人。1735年，雍正暴崩，我顺利继承了皇位。我自小得宠且几乎没受到挫折就登上最高宝座，也许是我后来的“好大喜功”的一个原因。
在内政方面，我创举不多，最大的成绩是继续施行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政策，并以个人的威望维持统治高层的稳定，使社会经济在稳定发展中达到繁荣。我最为自己引以为豪的是我的“十全武功”，我也因此自称为“十全老人”。所谓“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对历史影响较大的只有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
对待文化，我本人是个热心的文艺爱好者和赞助者。我作诗达四万多首，对于游玩之名胜古迹常亲题诗于上。我也是一个藏书家。在位期间，我组织了许多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库全书》的编撰，以及校刊重刻了《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等书籍。此外，《红楼梦》的诞生也增添了这个时代光彩。
晚年的我曾深深陶醉于同历代帝王比较，不但认为自己得到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比，而且连在位时间、年寿、子孙数目等方面自己都是数一数二。但我的自我陶醉固不可取，不过事实都还有些道理——我本身确实天生睿智，多才多艺，而且一生无数次地享受豪华庆典和巡游（其中包括孕育了无数风流传说的六下江南）等，他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时期，君主程度，无论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达到顶点。当此际，为中国而言，那是一段迷梦中的沉睡。而欧洲列强则正在想方设法打开我们的大门，而我们则被看似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束缚住前进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