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士之爱食嗟来之食，实属不寻常。他们心灵敏锐，耻感强烈，大都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吃那些周粟。但在晚明时代，这种情况似乎例外。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甚至会去财主家白吃白喝。在这样的宴席上，他们雄赳赳气昂昂，不拘小节地大快朵颐。
这段时期的宗室后裔朱承彩以钱财为生，但他并没有私蓄，而是经常邀请文士和妓女到他的府上享用酒食。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他还曾举办过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名士子共聚一堂。此外，还有四十余名妓女参与助兴，有金銮者本应参加喜庆活动，却选择到这里蹭饭，一副乐此不疲的模样。
王伯稠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他考过一次科举考试但未能中选，从此就再也不想复读，只是写诗、混迹酒局。他总是在别人家的派对上出现，无论是否受邀，都带着自己的肚皮和口袋，与大家一起尽情享受。山吃海喝，他家里的人几乎看不到他出现在家门前，即使发布告知他回家吃饭，也无法让他回去。
林春秀也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撰稿人和诗人，他虽然生活困难，但却爱死了喝酒。一日没得那酒，就一日过不得，所以他就去蹭酒喝。他有个朋友叫郑铎，每天给他送来好酒，但林春秀却是一醉即狂，对郑铎也毫无尊敬，只要见面，就不断地骂咧。这份友情令人难以理解，因为郑铎每次都忍耐着林春秀的骂声，没有任何怨言或悔恨。
晚明时期，有很多像王伯稠、林春秀这样的文人，他们既不参加科举考试，也不会投身商业，或是游走于缙绅之间，或是奔趋于财主家，或是写诗卖画，以此维持生活。他们相互交往，共同分享饮食与欢笑，这种风气在当时非常普遍。
毛晋是个书商兼文学家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刻书业致富，并且乐意与文人分享他的财富。而文学家冯梦龙更是一位商贾兼学者，他们这种身份跨越的事迹，在当时并不罕见。这些人的存在，为晚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文人与商人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和平等。
李渔则是一个在清初流行的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由于他的家庭状况不好，便带着全家到处打零工，要钱要物，要的是“米”。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自诩为高洁的人物，其行为其实并不那么高尚，而只是随遇而安，是典型的“民间养士”精神的一种体现。在那个时代，即便最贫穷的人也希望能够拥有一点点文化品味，因此纷纷成为“养士”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李渔可以这样做，而被接受的情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