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叛乱虽仅五个月而告终，但其余震仍让忽必烈寝食不安，甚至比李璮本身更为忧虑。
首先是王文统事件。王文统曾为李璮幕僚，并将女嫁给他，却在忽必烈眼中成为背叛者。原来，忽必烈曾拔擢王文统为平章政事，他亲率各路宣抚使，为忽必烈建立文官系统立下汗马功劳。但当风闻王文统曾遣子向李璮通风报信时，忽必烈震怒，将其处死。接着，他又召集汉人幕僚窦默、姚枢、张柔等，对他们说：“你们说应该判处王文统什么罪？”诸幕僚都回道：“人臣谋反，当诛。”但就在这一刻，一切已经晚了，因为王文统已死于忽必烈前。
接下来，是史天泽擅杀事件。当审讯李增时，严忠嗣提刀刺去李璮肋下，而史天泽则命人砍去李瑾两臂、双足，剖胸挖肝，最终割去首级。此举虽被史天泽冠以“宜即诛之”之名，但它超越了职权范围，让人们对此感到疑惑和不满。
这些事件深深打击了忽必烈。他开始怀疑汉人的忠诚，不再相信那些似乎一直支持他的汉人世侯。而对于这些拥有强大兵力的世侯们，如果像追究商挺一样穷根究底，那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得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
为了稳定自己的暴躁情绪，以及避免进一步的误步或冲动行为，忽必烈多次敕命在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并忐忑不安地对史天洋说：“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你等宜迟留一二日，上奏后再行定夺。”
然而，这些内心的焦虑并非只有皇帝一人能感受到。世侯们也同样惴惴不安，他们比皇帝更能预见到自己的危机四伏与根源所在。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只有一个人物——史天祥，没有畏惧，他主动上书替皇帝排忧解难，将十七位史氏子侄的兵权上交给皇帝。这一举措让所有的人都惊喜过度，同时也极大地缓解了彼此之间紧张的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逐渐被接受并实施。不久后，即位伊始就提出建监司以治诸侯的建议，便被迅速采纳。而这一次，大规模的地理变革终于开始进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稳定朝政，无论是通过军民分治还是削弱世侯权力，都要确保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问题。此刻，看似无形的手正试图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出那条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明朗之路。而这个过程，也许还需要更多时间，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