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背叛元朝，举兵反叛后，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历史的巨大轰动。据史料记载，李璮在南宋开庆元年（1259）加速准备反叛蒙古，并一方面进犯南宋，一方面加固益都城防，储存粮草，截留盐课。忽必烈即位后，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但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
1260年，忽必烈亲征北边时，李璮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这不仅违背了蒙古政府对诸路的政策，也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挑战。同时，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在中统二年（1261）冬，当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时，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然后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再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
当时朝廷对他的用心已经有所察觉，有谋臣如粘合南合和张宏曾向世祖进言谓：“必反。”但由于当日北边未靖，大汗集中精力于漠北战争，因此只能采取安抚之策，不动声色。此前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即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对他实行姑息之策。
事态发展证明姚枢预测正确：出下策。而且，在初八日之后，便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从而显示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寻常，而是在利用这一局势来巩固自己的地盘和影响力。当他从涟海趋赴益都时，他似乎难以坚守涟、海一线；尽管宋廷要求他实献出涟、海，但最终他却选择了进据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这正是姚枢所说的“下策”。
最终，在被围困四个月后，被捕并斩于军前。随着他的失败，全体汉人将领也纷纷降服，最终稳定了元朝中央集权，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帝国打下基础。在处理这场危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对于内部问题的手腕，以及如何通过镇压这些地方豪强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此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汉族官僚与蒙古贵族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也推动了元朝进一步调整其治国方略，以适应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