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1711年9月25日出生于一个充满荣耀的朝廷。306年后，我在1799年2月7日与世长辞。在我的治下，中国清朝延续了60年的辉煌（1735—1795）。我深知天朝之丰富无比，无需外夷之物品，但为了体谅西洋各国的困难，我准许他们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满足其需求。
作为雍正皇帝第四子，我自小便受到祖父康熙的宠爱，并被确立为继承人。雍正即位时，我顺利继承了皇位。得宠且未经挫折就登基，也许是导致我“好大喜功”的原因之一。
在内政方面，我继续施行雍正时期的政策，如“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维持了统治稳定并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所谓的“十全武功”，包括平定西北准噶尔部、征服新疆、对抗林爽文起义以及多次征战缅甸、越南和尼泊尔等地。不过，这些军事行动中，只有西北方面对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我也致力于文化建设。我热衷于文艺活动和赞助艺术家。我本人创作诗歌达四万余首，对游览名胜古迹常以诗形容。此外，还是我个人的藏书家。在位期间，我组织编撰《四库全书》、《大清会典》等重要文献，并校刊重刻古籍，为中国古籍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当我晚年沉浸于与历代帝王相比较时，不仅认为自己没有匹敌者，而且还自诩拥有其他君主无法企及的地位。这一自我陶醉虽然不可取，但他的一生确实显示出睿智多才，同时享受着丰盛庆典和巡游生活。在我的统治时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的时候，君主权威达到顶峰。
当我沉浸在自己的伟大之中，那也是中国迷失在“天朝上国”梦境中的时候。欧洲列强正在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则被看似稳定的社会结构束缚。尽管如此，由于我的贡献，比如维护领土完整，以及对文化的推动作用（包括正负两面），我仍然成为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被排列为第1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