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皇帝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这背后的历史考量和经济困境又是怎样的呢？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因此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听起来很硬气，但也能看出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搬到洛阳去避难，高宗本人甚至是在最后一次洛阳行中去世的。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而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况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看着兵变随时可能发生。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时间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对太子脱口而出：“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朝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于邙山之战后，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却在短短三十多年内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策略，使秦国人人皆虎狼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可比。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国家从农民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需自备作战所需。而一般农民则免除服役责任不会耽误耕作避免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发展正常。此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国家只是以利诱之而非强行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这种兼并既由特权阶级存在，也由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导致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初期，由魏、齐百年的发展产生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但实际掌控的地少，而这些地区因新近依附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故而授田仅为形式。
相对应的是关陇地区由于东汉以来长期战乱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故而土地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均田制度能稳定维持下来。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唐承隋制可从唐况来一贯之根据《新 唐书》的记载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关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隋唐皇帝宁愿做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中的地域选择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国以兵立若要使用连带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大规模迁移，那么这样的政策决策会涉及到巨大的政治成本和社会风险，对一个帝国来说这是非常慎重考虑的问题之一。如果没有足够安全保障或者无法保证新的居住地点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力，那么这样的决定无疑会带来更多潜在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如何处理流离失所的人群，以及如何确保物资供应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君主们对于这类重大决策极其谨慎，并且总是在寻求最小化风险，同时最大化效益的手段。但遗憾的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全消除所有风险，因此每一次重大决策都是基于现有信息下的最佳选择，而且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深刻的情感波动和个人牺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与选择的一部分故事。
在现代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更先进科学技术解决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问题，比如用科技创造新的资源获取方式，如利用太空资源或者海洋能源等，但是对于那些需要跨越千里江山才能实现的大型工程项目，其背后的考量仍旧同样复杂繁琐，就像古代一样需要考虑各种可能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反映出了人类智慧探索世界万物的一种永恒追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些基本需求和思考方式似乎始终保持了一致性的逻辑思维模式，是不是很神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