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原来是因为他的皇后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远行。于是，巫师们编造了一个谣言，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就信以为真。
这话听起来很有气势，但也暴露了中宗的历史素养。在此之前，唐太宗和唐高宗多次因关中的饥荒而逃到洛阳避难。高宗更是在最后一次洛阳之行中去世。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过逐粮戏码，而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发生大饥荒，这次情况更为严重。禁军士兵因为缺粮开始乞讨，在京城的紧张情绪随时可能转变成兵变。当地的粮食终于送到京师时，德宗长时间紧绷的心弦才放松，他兴奋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是庆幸和救赎感。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提）不直接“釜底抽薪”，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一场西魏与东魏的大战导致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在短短三十多年内灭亡北齐、统一北方。这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策略，使秦国迅速强盛。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让国家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他们自备作战所需，而国家只提供重型军械。这制度有效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同时经济得以正常发展。
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实施程度依赖于人们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此外，无论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是历朝问题之一，这也是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
在隋朝及唐初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经济发达，大量土地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因此隋朝不会进行强硬改革，只能采取形式上的授田。而关陇地区由于长期战争地主经济较弱，所以土地更多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稳定维持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唐代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这些区域是府兵主要来源。
既然国以兵立，隋唐以府兵制立国，那么也就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中的财富而冒险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