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于邙山爆发的大战中，无奈之下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并损失大量北族兵力。于是，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本土豪右集团，便成为他主要争取对象。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却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以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因此秦国人人皆是虎狼，其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比。
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而国家提供一些重型武器和防御设施，使国家经济得以正常发展。此制度起源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行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在制度起源上并不相同。而这种自愿性的存在前提，则是在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下实现。
虽然历朝历代普遍存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但这些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在隋朝及唐初阶段，由于特权阶级及经济发展导致的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即使当局尝试通过授田来控制，也只能是一种形式，因为那些地区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而实际掌控的土地并不多。而关陇地区由于连续不断的地主战争和政治动荡，其地主经济无法对抗中央集权政府，因此其土地更多掌握在中央手里，使得均田制度能相对稳定维持下来。
从《新唐书》记载显示，当时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位置特别重要，有443处占四分之三以上，这些都是证明其依赖度极高。如果隋末至晚期各朝廷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稳定而需要避免或减少频繁迁都，那么他们必须保持对这片关键区域的地方控制，从而决定了一直保持首都设立在这一地域的事实。
因此，可以理解为：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搬到那儿，他们将失去对整个帝国最重要部分——尤其是最大税收来源区——关中的控制；如果这样做，他们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如被边疆部族攻打或者内部叛乱发生等情况，从而威胁到整个帝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