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在社会背景下的选择
为何隋朝的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于邙山战役后，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便有扎根本土关陇豪右集团作为主要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却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北齐，并统一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之策，让秦国人人皆虎狼，使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比。
另一方面，由于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将国家从农民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他们需要自备作战所需，而国家只提供重型武器。此制度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是均田与土地公有制支持基础。
虽然古代王朝普遍存在土地兼并问题，但由于特权阶级及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导致兼并不可避免。在隋朝及唐早期，因地区差异和政策不同，有些地区如山东河北因新近依附被稳定考虑，不进行强硬改革；而关陇地区因战争频繁与地方势力较弱，所以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更容易实施均田制度。
因此，当我们了解到隋朝及唐初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的443处占四分之三以上，就难怪隋唐皇帝宁愿做逐粮天子，也不会放弃关中的重要位置。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的一个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