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搬洛阳的原因深藏于历史的尘封之中。据说，中宗的决定与他的恋家妃韦皇后有关，她不愿远离洛阳故土，因此巫师便编织了一个谣言，说往东走不吉利。这个故事透露了中宗对历史的理解程度，让人不得不感叹当时政治环境中的迷雾。
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代，长安曾经多次因为饥荒而被迫迁往洛阳寻求食物。在那之后，唐玄宗也频繁体验到了粮食紧张带来的忧虑。而在德宗时期，一场更为严重的大饥荒爆发，使得禁军士兵们因缺乏粮食开始上街乞讨，这种局面让人们担心着兵变可能随时发生。当最后一批粮食抵达京师，德宗终于放下心来，对太子兴奋地表示：“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这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情绪，也反映出他们对现状的无奈。
然而，我们总是好奇为什么隋唐时期的皇帝没有采取更加彻底的手段，比如将首都从长安迁移到洛阳呢？这是否真的只是因为“长安——洛阳”之间游移而烦恼？
公元543年，在邙山的一场大战中，宇文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这位强大的北方领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力，以关陇豪右集团为主力，最终在短短三十多年内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背后的策略和制度，如同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之策一样，将战争作为一种社会阶层流动、致富途径，从而培养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府兵制是一种结合农耕与战斗实践的制度，它选择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身体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提供薪水，只需自备必要物资。同时，这也减轻了一般农民服兵役带来的影响，让农业生产得以正常发展。此外，由于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自愿参与，而不是国家强行征召。
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是维持这一制度存在性的基础，但兼并土地一直是历代问题之一。在隋朝及早期唐代，即使政府掌握一定数量的地产，大部分地区由于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导致的小农经济脆弱性，被逐渐侵蚀。此外，由于这些新近加入帝国边疆区域的地主经济较发达，而且这些地方对于稳定考虑到需要继续保持独立，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授田政策更多是个形式上的保障。
相比之下，关陇地区则处在战乱状态下的地主经济并不发达，与国家力量相比微不足道，因此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更容易实施均田制度。尽管关于隋朝府兵来源存在缺失，但我们可以通过唐朝的情况来推断其模式。《新唐书》记载称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区就占有443处，即四分之三以上，这表明关中的重要性以及成为府兵主要来源的事实不可否认。
既然国以军立，而隋唐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权，那么它又怎能怪乎它们宁肯承受饥饿，也不会放弃这片肥沃且关键的地理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