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原因在于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也反映了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而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
很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当地方上的粮食抵达京师时，德宗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为什么总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麻烦？
公元543年，在邙山爆发的大战中，宇文泰遭遇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灭亡北齐、统一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之策，使秦国成为其他诸侯不可比拟。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让国家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并让他们自备作战所需，而不是给予薪水。此外，一般农民免除服役责任，以避免全民征兵制的危害，同时国家经济得到正常发展。
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这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虽然土地兼并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而这些兼并既由特权阶级存在，也由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及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导致。
在隋朝及唐初期，如山东、河北地区，由于新近依附之地，被视为稳定考虑，因此隋朝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只能形式化授田。而关陇地区由于长期战乱和地方势力较弱，大量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均田制度相对稳定维持下来。
根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即四分之三还多。显然，这些区域是府兵主要来源。
因此，也就不怪乎隋唐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意放弃关中的地区而冒然迁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