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研习“国学”，首先需要弄清“国学”的概念。虽然“国学”的定义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但我们可以取大多数人认可的说法，给出一个基本的定义。在大致明了“国学”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研讨“国学”的研究对象、“国学”的学科构建等等问题。研究“国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古代，而且在于帮助当代，我们可以从博大精深的“国学”中发掘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资源。就中国而言，国学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就人类文明而言，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明经验对世界曾经做出过较大贡献，今后也要有所贡献，而出发点即是国学，是中国智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小史》中说：“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学”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研习“国学”需要把握要领，端正态度，“立志须高，入门须正”。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完全办得到的。
一、 国学的概念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弁言》的开端，写下一句令人触目惊心的话：“‘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如何理解他的这个论断?我以为，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中国过去有“国学”之实，而无“国学”之名，“国学”其实是“五四”以后，面临“西学”的冲击而立名的。第二，按照西式的学科分类，学者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待到抽绎完毕，钱先生担心“国学”也许就会自然解体。
我们认为，钱先生的这个说法前一半是对的，因为现今的国学概念，的确过去没有，无所师承。后一半的担心则是过虑了。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分立实践，我们承认，学者确实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但这种抽绎的结果，绝对不会是国学的解体，反而可能是国学的提升。如果处理好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那就不仅不会互相抵消，反而是可能相得益彰的。
在中国古代，“国学”本是国家一级学校的称谓。《周礼·春官·乐师》有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清末佚名撰《西巡回銮始末》：“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见，“国学”从周朝就有了，原来是国家级的贵族子弟学校，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优秀的庶民子弟也可进入国学，经过考试，量才授官。
作为国家一级学校的“国学”概念，与今天所谓“国学”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概念，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所谓“学问”，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梳理;所谓“学术”，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西学”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张之洞即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张之洞的名言。可见，相对于“新学”，“国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国学”指“中学”，它是与“西学”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为了弘扬国学，章太炎发行《国粹学报》，出版《国故论衡》，于是“国学”又有了“国粹”和“国故”的称谓。胡适即指出：“‘国故’这两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再谈整理国故》)胡适又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1922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应江苏教育会之请，公开向上海社会各界做“国学”专题讲演，前后共10次，后由听讲者整理成两个文本，先后以《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为题出版。此外，在一些学校里也设有“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因此，尽管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分歧仍然很大，但自此以后，“国学”的名称已在学术界广为流行。
此外，外国学者称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一般叫做“汉学”(Sinology)“学”(英文China的译音)或“华学”，至于“中国学”的称谓，则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和现当代学术的合称。欧美学术界还有“东亚学”的称谓，其范围则包括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研究。
鉴于“国学”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多有分歧，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撰文指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重估国学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5年2月26日)这个界定比较明确，很有创意，但也引发了学术界一些争议。这是因为，第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固然可以用西方学术作参照，也可以不用西方学术作参照。正如楼宇烈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套用这种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离其原来的意蕴相去甚远。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在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意蕴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刻反省近百年来的研究方法，找寻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是当今推进“国学”研究的最首要的工作。第二，“以儒学为主体”的提法，尽管是事实的陈述，但也许不能得到某些信仰道家、释家学者的认同。第三，“狭义的国学”的提法，尽管重点突出，但容易导致专注于思想史的研究，也许不利于全面弘扬国学。可见，“国学”的定义，还可以继续探讨。
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到了‘五四’以后，国学变成了史学，胡适、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均是将国故视为史料而整理之，史学家钱穆也写过一册《国学概论》。如今呢?国学也者，范围指涉大异于前，实只是中国学问之概称。中国固有之学问，如经学、宋明理学、佛教、道教、孙子兵法、诗词歌赋，固然都可列入国学之林，就是中国学人、文化人想要发展成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学问，亦都可以号称为国学。”(《国学新世代》，载《文讯》2005年，第241期，第11页)龚先生之说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国学研究的对象恐怕还是应该以“中国固有之学问”为主体。后来龚先生自己对他的这个提法作了修正，他在新近出版的《国学入门》一书中指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见该书第一章《名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页)
由上可见，“国学”概念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当今界定“国学”的概念，宜宽不宜细，我们可以笼统地把国学定义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所以我们国学院所进行的国学教学和研究，主要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同时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汉学互动，为在新时期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贡献。
二、国学的研究对象
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本身，国学作为一门系统而专门的学问，是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特别标举“国学”的概念与“外学”相对：“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经典丛书·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曾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74页，1925年9月18日)他后来更是阐明：“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载《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这些说法证明，国学的研究对象以经、史、子、集文献材料为主体，也包括出土文物、民间口耳相传的资料，还包括海外汉学。可见国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国学可以概括为：“近代以来运用现代和传统学术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经、史、子、集为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
三、国学的逻辑起点和精神特质
国学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道”字，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道”是指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包括“天道”“地道”“人道”。这个“道”是先贤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也是人生需要遵行的常理常道。朱熹《论语集注》说，“道”是“天理”，也是“人伦日用所当行的”。意思是说，“道”既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又具有形而下的贴近人伦日用的具体性。比如，孔子以“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来论证“中庸”之道，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这说明，当处理事件的时候，观照事件的两端，以寻求中正的处事方法，是人人都可实践的事情;但要达到人生“中庸”的理想境界，则不可能在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它只存在于人生无限追求的理想之中。可见，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既具有形而下的现实操作性，又具有形而上的理想价值追求性。简单地说，“道”既是物之所以为物的道理，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的“国学”就是承载这个“道”的载体，它起源于“道”，又回归于“道”，所以，我们研习“国学”的目的，就是要立志弘扬这个“道”。
章太炎的学生曹聚仁曾论证“国故学之独立性”。他说，由于“国故中所含蕴之中华民族精神，与他民族完全异其趋向”。(《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一个独特的民族只要注重人与事物本身的发展历史，必然会产生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化和学术，孕育出独特的民族精神。西方近来兴起一门叫做“区域研究”的学问，各民族的独特精神正是这门学问兴盛的一个理论基础。国学中有我们应当弘扬的民族精神，有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也有可以“古为今用”的思想理念方法。比如在“人文奥运”的理念论证中，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中心根据国学的传统思想提出“和平、和睦、和谐”与“更高、更快、更强”并行，得到各界的赞同，就是好例。当然，国学中蕴涵的思想并非都是正面的、健康的，国学也有一个诊断病因的任务，正如曹聚仁所说：“中华民族思想衰老之过程，由国故学可得其年轮;中华民族精神上之病态，由国故学可明其表里。”(《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克服病患，不断更新，也体现出国学追求的民族精神特质。
四、国学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
从孔子“述而不作”，整理经书，到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中国学者开创和发展了成熟的国学整理研究方法，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虽然西方也有目录学、版本学等等，但并未达到中国学者所要求的学术的高度。章学诚《校雠通义·序》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当然，国学研究并不排斥现代学术方法，年间，吴文祺即主张：“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见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影印本，1991年版)一切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诸如归纳、演绎、比较、统计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都可以为国学研究所应用。
传统中国学术中的“小学”是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门学问。这三门学问之所以被称为“小学”的原因，是和“经世济民”的“大学”相对来言，指的是研究学问的基础之学。别小看这几门学问，它可是中国具有科学精神而被历代学者不断研究累积下来的学问，因为是科学，所以丝毫不能取巧，一点一滴的论证，都是信而有征的，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如王念孙《读书杂志》之“陶山”条考证《史记》中的“陶山”为“阴山”之讹，今为出土的居延汉简所证实，精确无误。(参见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一文，载《文史》2005年第3期)最近，舒芜先生在《国学质疑》一文中指责：“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见《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舒芜先生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完全无视中国自己固有的符合“科学”精神的学问，这种思想态度、思维方式，是我们不能认同的。
五、国学有一定的学科构架
国学以经、史、子、集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构架应该是可以形成共识的。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经、史、子、集不仅是目录学上的典籍分类，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流别，所以章学诚才主张面对文献典籍，必须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序》)的功夫。国学以经史子集作为文献载体或研究对象，从学问或学术的角度，又可以划分成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个门类。考据之学是接受和检验知识之学，由外向内，应该达到至真的境界。辞章之学发抒情意，描状自然之态，由内向外，应该达到至美的境界。义理之学是体，经世之学是用，体用结合，内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群社会，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综合为用，结合成一个整体，表现出国学的丰厚意蕴。
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学术门类是义理、考据、辞章和经世之学。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学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级学科，以国学基础(小学)、国学方法、经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史学研究、集部研究、国学与宗教、国学与少数民族文化、国学与社会习俗、国学与出土文物、国学与海外汉学等作为二级学科。当然，具体学科门类还可以集思广益，结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作深入的考察论证。
六、国学学科的优势
国学与现行西式学术分科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其一是综合性的优势。我国高等院校现行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体制，人文学科中文、史、哲三科分列。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三科分列的弊端日益显现。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慨叹知识面狭窄，博士不博，一代不如一代。国学与文、史、哲分科相比，具有综合性的优势。但国学绝对不是文史哲的简单综合，就经、史、子、集与文史哲的比较而言，传统的经学与子学不等同于今天的哲学，传统的史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等于今天的史学，传统的集部之学所涉及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今天的所谓纯文学。
只有综合性的教育，才能够培养出国学基础厚实、适应面宽广的新型人才。东汉王充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王充所谓“鸿儒”是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的通才。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要培养出“鸿儒”型的通才，必须走国学提倡的综合性道路。
其二是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就国学与文史哲三科的关系来说，国学既是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基础，又是三科的综合与超越。试举朱熹《观书有感》一诗的解读为例：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要解读这首诗，首先需要国学功底，即国学提供的语言文化基础学问修养。然后既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半亩方塘”是用形象来表达思想，这是文学的表达方式;又可以从史学的角度解读——这首诗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是宋代理学家的作品，体现宋文化与其前其后不同的特质;还可以从哲学的角度解读——“活水”的比喻，体现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哲理。在从文史哲各个层面解读之后，综合起来看，这首诗体现了国学所倡导的一种民族精神，那就是日新又新、生生不息的人生修养境界。从这首诗的解读我们可以体悟出国学可以承担的学科职责是文史哲学科的两头：一头是为文史哲各科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另一头是帮助打通文史哲各科的局限，发挥综合提升，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中国高校经过几十年的文史哲分科教学研究实践，应当承认，文、史、哲分列，也有学科范畴清晰便于与西方学科体系接轨的优势。所以，国学学科的建立，并不是要用国学来掩盖和埋没文史哲各科的特长，而是要弥补缺陷，发挥互相补充的优势。文史哲各科主要承担纵向抽绎的学科使命，国学主要承担奠定基础、横向综合的学科使命。没有对立，只有合作;合则双美，分则两伤。
其三是沟通古今的优势。国学诞生在中国新旧社会转型之际，从它立名之日起，就担负着沟通古今的特殊使命。国学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曾起到一种“中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已经由年间的“整理国故运动”得到证实。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国学承担着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掘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指导理念的任务。例如，“以人为本”就是一个既古老又时尚、可以沟通古今的概念。所谓古老，这个概念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家管子就曾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的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都体现了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重视与肯定;所谓时尚，是因为以为总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这个概念无所不及，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政府管理以人为本，企业管理以人为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学都在倡导以人为本的概念。
其四是沟通中外的优势。在中国本土之外，有一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国文化圈，呈现出三重结构：以中国内地和港台为内圈，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中圈，以欧美为外圈。海外有一大批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事业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被称为“海外汉学”或“海外中国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供国学研究借鉴，并帮助中国国学研究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国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携天时、地利、人和与厚重的学理基础，国学学科必定会在当代和未来的学者手上，拓展开一片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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