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时下的“ 蒙学热”，只涉及到了传统蒙学于今有利可图的一个方面，准确地说，只能称之为“蒙书热”。进而言之，即使对蒙学著作也存在着重教材而轻的偏向。有关训蒙的意义、训蒙的方法及启蒙教师经验总结的著作如宋王日休的《训蒙法》、元许衡的《小学大义》、明王守仁的《训蒙教约》、清张伯行的《小学辑说》、崔学古的《幼训》和《少学》、张行简的《塾中琐言》、石天基的《训蒙辑要》、陈芳生的《训蒙条例》、唐彪的《父师善诱法》、王绮的《教童子法》、计良的《训蒙条要》等, 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注意到。而对于蒙学研究来说，这些著作往往比蒙学教材更加关系重大。”
(一)中国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西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份量的加重，传统蒙学便逐渐走向衰落了。其中最典型的标志是，传统蒙学读物失却了自己原有的功能，将启蒙的课堂让给了全新的小学教科书，而走进了学者的书斋里，成了人们研究批判的对象或材料。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至今的“蒙学热”，显然大大超出了学者研究批判的范围，而别有了大众欣赏凭吊的意义。或者说，正因为超出了学者研究批判的范围，而有了大众的介入，才出现了时下的“ 蒙学热”。
这场“ 蒙学热” 首先表现为传统蒙学读物的大量出版。由于这类出版物太多，任何图书馆和个人都难能或尚未收藏齐备，以至我们不可能有一个详尽的统计。就其影响较大的来说，可以举列以下诸种：
喻岳衡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 徐梓、王雪梅编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传统启蒙教育资料》;乔桑、宋洪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蒙学全书》;汪茂和、蔡翔主编，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白话蒙学精选》;陆忠发等编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蒙学要览》;郗政民、杨春霖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普及丛书》，以及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蒙书集成》。
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丛书》收录的也主要是蒙学读物。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者李牧华编注的《传统文化启蒙丛书》。
此外，夏初、惠玲编注, 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蒙学十篇》;依然、晋才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童蒙读物大全》;李修松编注, 黄山书社出版的《昔时学童启蒙》;吴惚千编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等也行销颇广。
单篇蒙学读物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蒙求》等也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以上这些，或丛辑，或单篇，或加翻译，或加注释，或意在齐备，或旨在辑要，或是为普及之用，或是为研究之需，林林总总，不胜举列。而且据作者所知，很多出版社仍在组织人力编写或正在出版这类读物, 如吉林人民出版社的《蒙学宝典》，中国少儿出版社的《蒙学精要》，沈阳出版社的《启蒙的读本·蒙学》，三环出版社的《蒙学通书》等。
“蒙学热” 的另一表现是传统蒙学读物的印刷量大、行销广。尽管近一个时期, 纯粹就一般书籍的印刷数量而言，出版可谓不景气，加上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蒙学读物，形成多头“撞车”，但这类读物依然一十分畅销。无论质量好坏、卷轶大小，定价高低，一般印数都在万册以上，而且每多重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蒙标校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自1 9 8 8 年12 月初版以来，迄止1 9 9 1 年1 0 月, 已重印1 2 次, 印数多达7 4 5 5 0 0 册, 其简体横排本，仅1 9 9 1 年1至1 0 月间，就重印4 次，印数多达2 2 2 0 0 0 册。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有许多种印数都在十万册以上，其中有的多达七十多万册。一位书摊主曾对作者说: “这类书(指蒙学读物)是我们的必备书，有多少就能销多少。” 这话极贴切地反映了传统蒙学读物畅销的实情。
时期, 虽然在一些乡村乃至大中城市仍沿用传统蒙学读物进行启蒙教学，但总的趋势是新式的小学教育越来越普及，“ 三、百、千” 一类的教学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权宜之计，传统蒙学日益走着下坡路。虽然许多书局如宏大善书局、明善书局、
锦章书局、广益书局、老二西堂等也刊印过一些传统蒙学读物，但这类读物不过是众多“ 劝善之书” 的一部分，没有形成蒙学读物的“一花独放”。虽然胡怀琛、王重民、向达等人曾刻意搜求过这类图书，常镜海、郑振铎等人也曾撰文介绍, 并有上海儿童读物研究会一类的组织借中华书局所藏，在上海新闸路小学举行过展览，但这些都不过是少数学者和个别组织纯粹的学术活动，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回应, 更没有造成持久的蒙学热。
1 9 4 9 年以后，以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及瞿菊农的《中国古代蒙养教材》为代表, 我们对传统蒙学的研究在质量上上了一级新的台阶，但在社会上，这类读物的流传受到限制乃至被禁绝。“”时期, 这类读物首当其冲地被焚毁。在七十年代前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对传统蒙学读物的批判是批孔、批儒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着批判的需要，当时曾内部出版印行了一批传统蒙学读物。有正式出版物，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几份宣扬孔孟之道的材料》，也有非正式出版物, 如笔者所藏的《批林批孔资料》(一)(二)，以及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库1 9 74 年7 月根据馆藏印行的《闺门女儿经》，更多地则是随文加以注释批判的小册子。这种批判资料的出版，使一部分人认识到了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 在“”被粉碎后，中国历史走向新时期的黎明，旧时流传极广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名贤集》等在地摊(那时尚未见正式的书摊)出现, 并在社会广为流传。时下的蒙学热正渊源于此。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至今的“ 蒙学热”，还与稍前或同时出现的“文化热”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传统蒙学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四书》、《五经》所表达的，不过是儒家认为“应该怎样”的道德理想;而蒙学读物相对说来，反映的则是传统文化“ 是怎么样”的实际。在这里，既有“但行好事、莫间前程。施恩不望报, 望报不施恩”的纯粹出自自觉理念的行善，也有“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引诱;既有“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临大节，死生不渝”的见义勇为，也有“见事莫说，间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的明哲保身。
因而，这些旧时教孩子们的小玩艺, 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来，能更真切具体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对历代蒙学读物发展变化的回溯，我们更加坚信这一结论：唐以前，儒、释、道三教鼎立，任何一教都不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启蒙教育也处于起步阶段，并以识字为主。人们学的是“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以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反，辰宿列张”之类。
宋以后，理学兴起，所谓的“道统”得到强调，人们接受启蒙教育读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清以后，儒家伦理越来越僵化，要求也更加严格，所谓的“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也就风行开了。时期，由于西学新学的传入，直观教学受到重视，人们学的便是配有插图的“人、手、足、刀、口”。
本人刚进学校门时，正值盛行的“文化大”时期，学的第一课便是“毛主席万岁”。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今天，启蒙教科书的开篇往往是“国旗、国徽、”。
可见, 在产生或流传于某个时代的蒙学读物中, 往往潜藏着这个时代文化的秘密，并且比类型的读物，反映得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正如周谷城先生在1 9 8 5 年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作序时所说: “ 研究唐五代文化, 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今存《兔园册》残篇;研究宋代文化, 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
虽然《免园册》不必为虞世南所编，《三字经》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 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 这番话是很有见地, 也是很值得我们琢磨一番的。
正是由于传统蒙学读物往往是特定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透过这扇窗口，我们能把握某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因此，随着文化研究走向深入，也就必然会注意这一领域。事实上, 时下的许多蒙学读物，正是以“传统文化”、“传统语言文化”的名义出版的, 许多没有利用这样名号的出版物，实际上也是基于同样深沉的文化背景。
蒙学读物所以能受到大众的欢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是由于它采用了人们喜闻乐道的编撰组织形式。传统蒙学读物的编撰，大都使用了整齐的韵语，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并且押韵，有的还直接利用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诗歌。这种读物，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
在旧时适合了儿童的特点，避免了学习的枯燥乏味，在现今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还有一些读物如《幼学琼林》、《对类》等，虽不是韵语, 但使用对偶，并且不受字数的拘限, 而是随内容的需要，当长则长，该短则短, 读起来也颇有意趣。特别是一些由绕日令、折字等方法组成的对句, 构思精巧，新颖奇异，令人一时豁然领悟, 即能永记不忘。
至于《声律发蒙》、《笠翁对韵》一类的读物, 更是综合了韵语和偶对的组织形式, 形成更为灵活便捷、变化多样的韵对, 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蒙学读物广为流传, 历久不衰的生命力，还在于它从民间广泛吸取养料，从内容到形式，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民间流传的现行材料。从唐代的《太公家教》，到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到清代的《增广贤文》和《名贤集》，它们最大的特点，从内容上说是取材广泛。
有的集自雅句，有的采自谚语，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勉戒言、在家出家言, 有世宦治世言、隐逸出世言，农工商，一不备。从形式上说，尽量去文就俗，力求通俗易懂，的干脆采用白话, 因而颇为通畅顺口。虽然一些文人指斥“其言极浅陋鄙理”，而“章不能工”，没文化或少文化的平民百姓却喜闻乐道，乃至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人诵读，众人“莫不鼓掌跃诵之, 虽妇人女子, 亦乐闻而笑”，这种情形，今天依然可见。
(三)
“蒙学热” 的出现，为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份适宜的教材，推动先期出现的“文化热”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起始于七十年代末、盛行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于反省“”教训，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曾起过重大作用，但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它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浮泛之弊。研究者往往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讨论着多学科带共性的综合性间题，即对文化问题采取了一种非文化的研究，而不是以一种宽广的文化意识来省视具体的问题。这祥的研究, 每多空疏无根之论。
蒙学读物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对象，使文化研究这祥一种眼界、一种意识、一种素养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获得了意义。如果说，“蒙学热”借“ 文化热” 而兴起，那么“文化热” 则依“ 蒙学热”走向深入，所以，“蒙学热” 的出现并与“ 文化热” 的结合，给“文化热”灌注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蒙学热”的出现则具有另外一种意义，这就是为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份全面系统而又通俗易懂的材料。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转型时期，具有厚重传统文化色彩的蒙学读物也给了一些喜爱的人们以心灵的抚慰，使他们能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反，辰宿列张”的琅琅声中体会到中国文化的雄浑圆融，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的韵味中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能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平易简洁中理解到中华文化的温煦仁爱。
(四)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蒙学热”中还存在着许多偏失, 而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单纯牟利的目的。由于这一原因，蒙学研究中的许多领域被人为地冷落，如传统蒙学教育的形式、方法和成败得失等, 至今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更谈不上高水平的研究。
与此相反，一些蒙学教材却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数十次地被重复整理出版，形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因此，时下的“蒙学热”，只涉及到了传统蒙学于今有利可图的一个方面，准确地说，只能称之为“蒙书热”。进而言之，即使对蒙学著作也存在着重教材而轻的偏向。
有关训蒙的意义、训蒙的方法及启蒙教师经验总结的著作如宋王日休的《训蒙法》、元许衡的《小学大义》、明王守仁的《训蒙教约》、清张伯行的《小学辑说》、崔学古的《幼训》和《少学》、张行简的《塾中琐言》、石天基的《训蒙辑要》、陈芳生的《训蒙条例》、唐彪的《父师善诱法》、王绮的《教童子法》、计良的《训蒙条要》等, 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注意到。
而对于蒙学研究来说，这些著作往往比蒙学教材更加关系重大。而且，就蒙学教材而言, 时下的“ 蒙学热” 中, 也存在着重韵语和偶句, 而轻语文体的倾向。比如, 朱熹的《小学》一书，在旧时一些学者对它“敬信如神明”，认为仅读此书和《四书》，“他书虽不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历代注释解说之作，多至百家，许多关于蒙学理论的论述, 也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因此，《小学》可以说是传统蒙学教育纲领性、指导性著述。然而对一部如此重要的著作, 至今也没有完全整理出版。
由此一例可见，时下的“蒙学热”，还有待我们以超脱功利之外的纯学术努力去补偏救失，使之健康地发展。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