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风格，的诗词豪放而不失浪漫；若论性格，的胸怀宽广而犹带刚硬。青年和中年时代的喜欢评读和填写气势磅礴的豪放诗词，从他诗词的字里行间，我们总能领略到他气吞万里的大家风范和高屋建瓴的伟人气魄。乐观自信、坚韧不拔、胸囊四海和谁与争锋，是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然而，这位伟人和不朽诗人到了晚年，却喜欢上了雄壮悲凉的南宋词。在个人性情和读书兴趣上出现这么大的转变，让人深思。 1961年春节过后不久，曾给工作人员写了一个内部批示：“找南宋张元干的《归来集》。找南宋张孝祥的《于湖集》。找南宋洪皓的诗文集。”（ 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198期）之所以一股脑的向工作人员要了这么一大堆南宋词篇，除了“英雄迟暮”的念旧因素外，也与他当时的心情有关。在经历了“人民公社”和“”的狂潮后，当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心，无疑受到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扑面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也让这位饱受沧桑的伟人的心情变得很沉重。嗜书如命的，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恰当的文化题材来抚慰精神的创伤，挽救内心的苦闷，于是他想到了南宋词。 以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陈亮等人为代表的南宋词人，突破了北宋末年平庸浮靡的风气，上承苏轼等人的豪放风格，形成了一代沉雄刚健、慷慨悲歌的爱国基调。他们以此作为精神武器，抚时感事，抒发了激烈昂扬的北伐斗志，描绘了恢复中原的远大理想，展露了壮志难酬的爱国情怀。在天灾人祸面前，踌躇满志的隐隐感到壮志难酬，而基调雄壮悲凉的南宋词无疑是能与他当时的心情产生共鸣的最佳选择。 之后的十几年里，评阅南宋词便成了在晚年读书生涯中一种的特殊爱好。特别是在“”后期这种党和国家饱受磨难的多事之秋，年老、多病、体衰的常常用慷慨悲歌的南宋词，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情怀。在阅读是南宋词的同时，还喜欢上了听诵南宋词曲。1973年，他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请上海昆曲演员岳美缇等人灌制了一批唐宋诗词唱片，其中南宋词就占了一大半。1975年四月，董必武逝世，很难过，一天不吃不喝不说话，整整听了一天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唱片，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来寄托自己对董必武的沉痛哀悼。 偏爱南宋词，不仅表现在平日的圈读、听诵和对同志的哀悼上，手术台上的他断然一刻也不能离不开南宋词。1975年七月，医护人员在准备为做眼睛白内障摘除手术前，单问医生：“准备音乐了吗？”直到工作人员拿来了他特别喜欢的岳飞《满江红》弹词录音带后，这才安心就医，整个手术在音乐声中进行。晚年不仅自己要读南宋词，有时还让周围的工作人员跟他一起学习。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便是其中被工作人员读得最多的一首。 南宋爱国诗词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主题：哭诉河山破碎与追求河山统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让曾经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这固然是对祖国未能统一的悲患，是这位伟人“击节沉吟南宋词”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他对“文化大”的内疚和忧患。发起“文化大”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但却事与愿违地导致了中国政局的颠簸动荡，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对此，不能原谅自己。晚年的自知来日已经不多，看到自己“业未竟，鬓已秋”，虽然满腔热血，却未免壮志难酬，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过去和未来的鸿沟无法填平，不得不承认“天意”难违。自己百年后，中国人民将如何评价自己的是非功过？中华民族又将何去何从？晚年偏好南宋的悲壮之词，折射出了他当时的内心世界已经陷入了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