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时期起，清朝的皇帝不仅失去了曾经的英勇与武艺，更是无法有效地处理国家大事。他们既不能亲征于战场，也无法救民于水火之中；既无能耐管理国家内部事务，如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领域，导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渐衰败，屡次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和光绪两代君主，都未能展现出真正的男子汉气概，只是成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被她牵着鼻子走。尤其是光绪，他虽然尝试进行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的控制，但最终被打回原形。在他眼前，即使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怎能真正统治四方？他目睹心爱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入井中，却无力挽救，真是窝囊至极。而末代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一个扶不上马的“阿斗”，三岁便被迫登基，看着满朝文武人的忙碌，不禁大哭，最终尿裤子了。这哪像是有能力承担整个国家重任？最终，是人民觉醒促成了清王朝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以及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为九位清代皇帝提供了安息之地。康雍乾时代陵寝豪华壮观，可谓富可敌国。而从道光开始，这些后事办理就显得节俭许多。慕陵规模虽有所减少撤去华表、石像生以及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有神功碑。这一制度规定：凡丢失国土者不得立此碑。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并开赔款割地，其实就是一种断然不好意思给自己树碑的情况。此种惩罚，对于丢失国土而言，无异于扇自己耳光。不仅如此，这样的行为还违背了先祖订立的家法规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为战败而签订条约，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损失土地的问题。他厚脸皮为自己立功德碑，不啻于是对自己耳刃一掌。
这些严格戒律，使得丢失国土者死后不得享有圣德神功 碑，其意义深远，就如同罪不可谅解、死有余辜一般。我愿将其视作清朝创新的体现——开国者居安思危，对后代不放心，因此留下这样的遗嘱：保护好我流汗滴血积累的遗产，一旦差池，便成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如果这套制度能够更早点产生，如果更加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或许中国漫长封建时代可以减少若干昏君祸害？
然而，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清室奉行的一切规矩带来不同寻常的事态变化。你说它是一族规则，也可以说它是一家法则，它都带有一定的特色。一看就知道最初的人们动过脑筋。不过，这些代表最高意志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执行下去，比如关于建立圣德神功 碑是否允许绝对条件依赖该君主政绩，“挂钩”。道光因鸦片战争失败而丢掉香港，那么纵使香港当时只是个弹丸之地，也足以让道光羞愧难堪直至临终。
从明朝到清朝，从宏观层面来说，他们袭用前朝衣钵。但对于一些至关重要的小细节，又谋求变革企图让制度更完善，其中也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和皇族命运相关联的是选贤定鼎继承法。
明朝采用的嫡长子继承制，让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情感表象。但实际上似乎容易减轻争议却存隐患：不是当皇帝料想中的，却偏偏当上了；才能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却未必获得机会。因此，在明历十余位帝王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及民众恐怕正是在吸取教训基础上，由此改变了选择新继承人的比赛规则，将婚姻因素摒弃，用才学武艺取胜，以贤为贵这样做，每个皇子机会平等关键看你是否超群脱俗。而对于国家发声，则更保险一些，因为只有经过严格筛选客观考验非庸人所能企及。
譬如同治六岁即进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由翰林院编修李鸿藻教授；继位后两宫太后又聘请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工部两名官员担任弘德殿授读师傅学习书本知识同时必须军训骑射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表现良好呢。所以加倍勤勉在父皇面前拼命显示新学到的文韬武略竞争自然激烈只为了拉票关键的一张选票假若儿子的成绩差别并不大就会让父皇为难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